(上接“老乡见面也会随年纪增长渐渐稀疏。”)

       这也许就是我在从青岛回济南的那列火车上和刘涛一个劲地用家乡话说笑，一路前仰后合的原由吧：下了火车，我便再不能讲瑞金话了。
　　刘涛和我一起坐火车，他要去郑州。在火车上，看着刘涛夸张的笑脸，我才突然明白在青岛这几天为什么他那么“兴奋”，他是想大笑着忘记心事，忘记他“初恋”的人。刘涛很少有心事，这人一定是束缚刘涛很深的。刘涛刚刚失恋了吧。
　　下火车的时候，我朝刘涛挥手告别，他笑着说：“瑞金人有句老话：'从端起杯子的时候，就知道喝完这一杯酒，就要散'，蛮鱼，走好！”我点点头，尽量学着像他一样洒脱地笑。
　　但我做不到，在火车外面，我藏在角落里偷望火车上表情漠然的刘涛。直到火车开出济南站，开往郑州。
　　刘涛说瑞金人喜欢东跑西跑，不像山东人那么恋家。我知道他本想早点去郑州，只是因为我要来青岛，才留下来陪我，直到五月四号才出发。刘涛最后说的那句话是我不能忘记的，那以后很多年我们都没有再见面。
　　——从端起杯子的时候，就知道喝完这一杯酒，就要散
　　　　　　　　　　　　　　　　　
　　七
　　　　　　　　　　　　　　　　　
　　从青岛回来后，我还是写着我的小说，写着我的诗，还是将一篇篇稿件投到杂志社。虽然总是石沉大海，但还是没有多少遗憾，我相信那些故事和诗真的像石子一样，沉入了海中，获得永远的自由，而不必禁锢在我的头脑中。
　　那以后，我还是常和何荟联系，把我写的作品发给她。在路上见了面，我也开始努力大大方方地和她说话。
　　在学校的小树林里遇上何荟时，她问我青岛的海是怎样的。我笑着说：“和我在电视上看的不一样，但还是很不错的。”“怎么不一样，怎么个不错法啊？”她边说边捂着嘴咯咯地笑。
　　我不知道她笑什么，尴尬地摸摸后脑勺，说：“电视上看的海更大些，不过青岛海边看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她终于止住笑，说：“你看你衣服上的扣子。”不看不要紧，我一低头看，脸差点就红了：我的扣子系错位了，最下面的一个扣子空了位，一截衣服斜拉下来。我赶忙系上，尴尬地看着何荟，挤出笑。
　　她看出我的窘迫，转过话题：“你在那呆了几天？”“三天，在我的一个同学那住的。”“你同学？高中的？”我点点头。
　　她低下眉，说：“你说同学的时候，指的都是你高中的同学吧？”我看了一下她的眼睛，说：“说惯了。”我不想跟她谈我的“怀旧”，以前她就问过我是不是因为对现实不满才那么怀旧。我不喜欢她这么说我，我不喜欢“不满”这个词——这和我喜欢的“洒脱”格格不入。
　　“你们高中同学关系还是很好吗？”“当然啦！”我脱口而出，“他乡遇故知嘛！——再说又有共同语言。”“我们高中同学虽然偶尔还会见面，但时间久了，渐渐地也都疏远了。”“我们那的人和你们不同嘛！我们比较怀旧。”她眨了眨眼，看着我，一时没有再说什么。我知道我说错了话，又想不出该怎么认错，只能低头看自己的脚。
　　我们在路上一起走了一会儿，她忽然转过头问我：“春游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去呢？”我咕哝着说：“不是跟你说过我在写我的小说吗？”接着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看着路上不时走过的几对情侣，我的脸上不觉有点发荡。风摇动杨树，林荫道上的光影在地上舞动着，一会儿扑在他们的身上，一会儿又跳下。
　　我就这样和何荟走着，这条林荫路似乎很长，又似乎太短，一会儿就到了尽头。我想找个借口离开，转头看时，风在何荟脸上泛起一圈圈若有若无的涟漪，她是在浅浅地笑着吗？我的心止不住地跳，额头上快要渗出汗。在快到图书馆的时候，我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我想去图书馆借点书，你去哪？”何荟茫然地张着口，脸色有点发白，她想了想，说：“我……去自习室。”我早知道她要去自习室，她手上拿着六级英语单词手册。不清楚我这个问题是否问得太弱智，但这个离去的借口却是被她一眼看穿的。
　　我们在路口说了再见，在我转身要朝图书馆去时，她突然喊：“能帮我借一本书吗？”“什么书？”我回过头。
　　她像风中的莲花，低下泛着红潮的脸，手拧在一起。
　　我看着她，心跳不禁加快了——我想快点离开，我不想在我的脸也泛出潮红时，让她看见。
　　“算了……”她嗫嚅着，“以后我自己再去借吧。”我生硬地笑了笑，说：“我帮你借吧！”“谢谢你，以后再说吧。”她转过身向前走，我看着她的背影，叹出一口气，犹豫着离去。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我，让我自由的脚步迈得迟缓。
　　以后再没有听何荟问我帮她借书，我也清楚她其实并没打算借什么书。我经常在图书馆里度日，但从来没有在那遇见过何荟。她平时准是在自习室里啃课本。
　　那晚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宿舍里和往常一样开着五台电脑，三台电脑上正上演“星际争霸”，另两台联机对决的是激烈的“实况足球比赛”。
　　图书馆机房今晚没开，我的小说也没处写。只好借我的下铺张永的电子辞典写英语。
　　“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呢？”“不想学了，自习室找不到座位。”我没跟宿舍的同学说过我从没去上过自习，天天在图书馆机房里写小说。
　　宿舍里另外四个人像石像一样坐在电脑前。
　　只有我的下铺停下争霸游戏，从书桌里找出电子辞典扔给我。
　　“谢谢！”他笑了笑，说：“没事，你不说，我都记不起有这东西了。”说完他的手又灵活地在键盘上跳动开了。
　　宿舍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带上耳机，只能听见键盘和鼠标的声音。
　　宿舍里每天都这样，“卧谈”早就成了大一的历史，那时刚从艰苦的高中升入大学的我们还充满着无限的热情和好奇，而到现在一切都冷却了。大学曾经让我们失望，而如今这失望也冷却了；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人能适应一切环境，只要能活下去。
　　从电脑进入我们宿舍后，人人都只沉浸到网络和游戏世界中了。
　　但在这样的安静中，我却静不下心学习。
　　我又掏出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短信——有没有她的短信。
　　“你看过很多的书吧？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时间简史》和'集体无意识'是什么？你是在什么时候看的这些书？”她发短信问我，她一定是看完了我刚写的一篇科幻小说《熵钟》。
　　我开心地笑了笑，回信说：“《时间简史》是高中的时候看的，都没读懂，早记不得多少了，'集体无意识'是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我大一刚来的时候从图书馆借的书。其实你没必要了解的，我自己读来也觉得多余，没什么用。”最后一句话我本是不愿打上去的，但我知道对她来说“没什么用”这句话是对的。
　　　　　　　　　　　　　　　　　
　　八
　　　　　　　　　　　　　　　　　
　　以后我常在校园里遇上何荟，但每次她都是笑着和她宿舍的同学走在一起——而我总是一个人独行。这不大公平，我要硬着头皮跟她们六七个人打招呼，而她们只要说两个字，甚至只是笑着点点头。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还在想着我和何荟的关系，所以每到这时，我都很紧张。何荟的表情是怎样的，我没敢细看。
　　有的时候我也会害怕她宿舍的人一致认定我是一个很滑稽的人，每次同她们见面时的表情姿势都那么僵硬，就跟桌别林一样。我实在无法像中学那样大大方方地同她们打招呼，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对周围的人都冷漠的话，你就会明白，要突然变得热情起来真的很难。
　　有一天在食堂里遇上和何荟同宿舍的一个女生王丹，以前军训时和我站一个队的，我把饭端到她前面，在她旁边坐下。
　　王丹抬起头，有点惊讶地向我打声招呼。
　　“你也在这？”“嗯，”她礼貌地笑了笑，“你常在这吃饭吗？”我点点头，笑着同她说起了话，语气尽量温和。但谈话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容易。我从小到大说的是瑞金话，那时即便是和女生说话，我也是“如鱼得水”东侃西吹；但到了她面前，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
　　谈话中，我唐突地问起：“你们宿舍的人是否觉得我不够礼貌？”她愣了一下，停住手中的筷子，抬起头僵硬地笑笑，说：“哪里会呢？嗯……只是我们都觉得你很有个性。行为很有特……特点。”说完她做出一个笑，算是补充。
　　我也附和着笑了笑。我知道对一个挂科的学生来说“个性”和“特点”都不是好的形容词。
　　在匆匆嚼完我的面后，我起身说：“我吃完先走了。”（原谅我说普通话时不大按中文语法）
　　她抬起头，笑着说声再见。我点点头走了，手里提着我用了一年的旧袋子，袋子里的书被挤得不舒服，从线头脱落的地方探出半个头。
　　　　　　　　　　　　　　　　　
　　那以后很少再收到何荟的短信，我忙着写小说，她忙着背六级。（我过了四级就没打算再考六级）
　　一天晚上，在写小说写到没有头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她，想起很久没有她的消息。
　　我发短信问她：“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很久没有音信了。”短信迟迟没回，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爬上床，仰面躺下，把手机放在枕边，等着手机发出短信来时的声音。
　　宿舍里的同学都睡着了，夜像沉寂的海，淹没了所有的跳动的心。我在这片沉寂中，半睡半醒地躺着，好几次都像听见那美妙的手机提示音，但每次拿起手机时，都发现那是幻觉，收件箱里没有新短信。
　　就这样，我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拿起整夜没关的手机，看见屏幕上来短信提示，欣喜地打开收件箱，看见下面这一段话：“尊敬的客户，山东移动公司通知您……”
　　　　　　　　　　　　　　　　　
　　我倒！什么时候发这样的短信来通知我手机卡上快没钱了！
　　看到何荟的回信是在上午九点，在短信里她说：“对不起！昨晚忙得很晚，没有看到你短信，最近我在为英语六级考试准备。我每次看你都是提着一大堆的书，你又常熬夜写作，我不怕打扰你，所以没敢给你发短信。”看完短信，我放下手机笑了笑。和我想的一样，她是怕打扰我，才没给我发短信，从青岛回来，我确实比以前忙多了。马上就期末考试了，像“战略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之类的课本我连翻都没有翻，如果再不抓紧看的话，我这几门又要挂了——到时候别说助学贷款不会再打到我银行卡里，就是毕业证书也拿不到。
　　但看这些书真的是很大的折磨。如果你参加文言文考试，而考试的重点都在一本古汉语字典里，你只能硬着头皮去背这些字典，这时你就会体会到我看这些课本时的心情。
　　我常去自习室却不曾在遇见何荟，无端的心绪恍惚间揪着我的胃，让我吃不好饭，我不想再去想她最近忙些什么——这揪着我的也是一种绳索吧，让我不自由。
　　我曾想过问她帮我复习功课，像上个学期一样帮我把老师在课上划下的重点钩出来，但终于没有这么做——她很忙，我也很忙——虽然这是最拙劣的借口。（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忙）
　　　　　　　　　　　　　　　　　
　　九
　　　　　　　　　　　　　　　　　
　　五月的天气是恼人的，我坐在图书馆机房的电脑前打着我的故事《海鸥》。虽然我只在青岛看过一只海鸥，而且是一只雨后负重的海鸥，但我从见它沉重的羽翼划破更加沉重的天空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为我的一篇长篇小说起名海鸥。
　　而我现在写的就是这个“海鸥”，刘涛就是我书中的海鸥，他身上有我们这个年纪的青年热爱的品质：自由勇敢；而这些是我没有的，我只能在小说中把这自由和勇敢演绎，也算自我安慰。就像不会飞的人，在书中尽情的幻想在空中俯瞰大地时饱览的美景。我写的是再平常不过的爱情小说，只是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爱。
　　一天夜里，小说《海鸥》的情节，连同刘涛的“失恋”在我心底涌上头。睡不着觉，我拿出了那头断尾的玉龙时，又想起它身上的故事：那是在初三毕业时。
　　年纪无知的我将它摔在地上，因为林玉合不肯要我的这个礼物。
　　她说：“这是你妈妈买给你的，你不该给我。”我默默地看着她，手僵直地伸在身前，上面放着玉龙。直到她转身走时，我才猛地把它扔到地上。
　　在清脆的声音响起时，她惊愕地回过头，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
　　我害羞地低下头。
　　她走过去，捡起碎了的玉龙和它断开的尾巴。
　　我忘不了当时她把玉龙郑重地交给我时表情——那是第一次考完试交上卷子的学生才有的表情。
　　她把断了尾巴的玉龙交给我，笑着把尾巴收下……
　　至今我还是不明白她当初是为了让我不那么难堪才收下那豪无价值的尾巴，还是真的想把它珍藏，也算是珍藏关于我的回忆……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就看见你有这个玉佩。”她那时笑着说。
　　我抓着头皮说：“这不是玉做的，是石头做的。”这不是假话，那玉佩其实是很便宜的，谁也不知道所谓的“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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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把玉龙拿在手，沉浸在记忆中时，手机响起收到短信的提示音。
　　我把玉龙放下，翻看短信。
　　是何荟的短信：“我们宿舍的人一起去大明湖，你去吗？我有话想跟你说。”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她的短信了，但当我看完这短信时，刚泛起的欣喜转瞬萎缩成“彷徨”。
　　她的短信让我作难：如果答应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见了她的舍友会怎么样——我一个男生要是和六七个怀疑我和她有非同寻常关系的女生在一起，那会发生什么？她有什么话要和我说？我该怎样才不会尴尬。但如果就这么拒绝的话，她是否会认为我很绝情？她短信的最后一句分明就是告诉我她希望我和她一起去。
　　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陈鱼，也许她们只是邀请你一起去看看大明湖——我以前也曾和她说过想去大明湖看看，既然现在有伴，为什么不去呢？
　　但很快，我想起了去年班里去千佛山春游，我是因那次春游才记住何荟的。
　　那天在千佛山，当我和何荟宿舍的一群女生在一个山洞口遇见时，迫不得已地同她们打了招呼。
　　“你们好！”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引得她们一阵笑。那时她们的名字我一个不知道，只清楚她们是同班同学。想不出借口离开，只好和她们一起朝山洞里走去。
　　结果在里面看见卖门票的人时，我的脸刷地就白了——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花钱的地方，“票中票”不是为我这样的人设计的。
　　我没敢看门票的价格，只是低头编造着种种不进去的谎话。
　　但在看着她们一个个买了门票走进门时，我对自己的念头反感了——为什么我要在她们面前掩饰？在来大学前我一向就不怕说出自己的念头，贫穷在我心中从来就不是什么羞耻的事。
　　我尽量像从前在瑞金时那样随随便便地说：“我的钱不够。”她们并没有我原先设想的那样惊讶，只是说：“我们帮你付吧。”我不愿，我不愿要别人无偿的援助——况且我是男生。
　　我摇摇头笑着说：“噢！不用了。我以前在家的时候经常钻这样的洞。”“但每个地方的山洞都不一样啊——”其中一个女生探出小脑袋说，“你应该看看我们山东的山洞是怎样的。”“而且这洞里还有很多的佛像呢！”另一个女生附和着说。我抓抓头皮说：“呵呵！其实我不喜欢进山洞里的，”，见她们不大相信的眼神，我又眨眨眼说，“我在里面看不大清楚。”她们还想再劝我，这时一直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的一个女生打断了她们的话，她说：“算了，他不喜欢就别为难他了，我们自己去吧。”我看着这个朴素的女生，笑着点点头，后来我才从同学那打听到她叫何荟。
　　　　　　　　　　　　　　　　　
　　十
　　　　　　　　　　　　　　　　　
　　也许读我“小说”的人会抱怨这个故事写得不连贯，有太多的倒叙和插叙。原谅我，我本不想把它们写成小说，这是发生在昨天的故事，昨天的故事总是浮现在我的脑中。这是我平常回忆时最真实的状态，我也不想把它们写成小说，只想告诉你们我最真实的感受。
　　那天中午收到何荟约我同去大明湖的短信后，我躺在床上呆呆地想了一个下午。直到所有的想法都变得那么荒唐可笑。
　　下午七点钟时，我才想起要去吃饭。但食堂早已没有饭菜了，我只好在宿舍楼前的小吃店里煮两包方便面。
　　“几块的？”“一块。”“加鸡蛋吗？”“不加。”面很快好了，我两三下就吃完了，没有一点味道。
　　之后我去图书馆借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看了一晚，但是没有看进一个字。“少年维特的烦恼”，只是这书名就像像羽翼沉重的海鸥撞开我的心门，让凄冷的海风吹进来，让我无暇顾及烦恼，只能竭力把记忆的门关上，但一切都是徒劳，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我的小说《海鸥》的情节。我忽然想知道如果是刘涛面对这邀请，他会怎么面对这一切，他会选择去还是不去。
　　直到九点钟图书馆关门时，我猛然惊觉答复的期限早已过去。
　　慌乱中，我掏出手机，回了短信：“对不起，我的手机一直没电，现在刚充满，我没有看到你的短信，你们在大明湖玩得怎么样？”短信很快回过来了，她说：“还行，就是晚上比较黑，看不清湖面的景物。”这是我对她撤的第一个谎吗？我不知道，也许在我对她说过的众多谎言中，这是我第一个我能记清的。或者说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个谎吧？
　　此后就是闷热的六月，所有的故事好像都会在这个季节里上演火花，而我的故事在这个时候却冷得像冰镇的矿泉水。何荟再没有发过短信给我。好几次我想发电子邮件她，但每每坐在电脑前，却找不到从何说起。是向她解释我为什么没能答应她一起去大明湖——或者说编造更好的谎言，还是向她坦白我的迷惘。“我的迷惘”，我曾经想以此为题写一篇散文发给她看，但是打完这四个字，我就再也找不到我的迷惘了。迷惘啊，迷惘！我连你的身影都找不到，又如何向她说你是怎样把她挡在我的视线之外的。
　　大学里最紧张的时候就是考试前了。连我那些平日里蹲在电脑前度日的舍友也开始跑自习室背重点了——对很多大学生来说，一个学期的学习就只有考试期间那一个月。
　　我也开始咬紧牙关努力把落下的课给补回来，但是每次我将书翻了不到几页，思绪就不自觉得绕回我的小说《海鸥》。刘涛潇洒的笑容总在我的头脑中浮现，他就是一只海鸥，飞在我窒息的天空中，我想用文字把它刻出来，刻在青岛的海浪上。
　　在自习室里呆坐了几个晚上，我没有看进课本上的一句话。我终于明白：如果我不把我头脑中的故事写出来的话，我永远不可能把课本上的营销管理理论装进我脑中。我创造我的故事，但我却是它的奴隶。
　　在写到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学毕业后苦苦寻找工作时，我忽然又想起刘涛跟我说过的话：中学时他喜欢过一个女孩。如果他在异乡和她重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样一个老套的故事情节却让我激动不已。以后每次去图书馆机房用电脑写小说草稿时，我都带上我的玉佩，每当思路不清时，我就把它从袋里掏出来，沿着它身上的纹理一遍遍搜寻。似乎故事不是在我脑海中构思成的，而是从它的脉络中展开的。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离期末考试就只剩两个星期了。在一天早上，我茫然地翻开那几本厚厚的课本。惶恐不安地想到将要到来的考试。
　　我想起何荟已经一个月没给我发短信了，胃里像是被人掏空一样难受。我自我安慰地想：她一定是努力准备六级英语考试和期末考试，所以没空想到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天在自习室里也没有见到她。
　　《海鸥》已经写到主人公毕业后的爱情故事了，但我又把那些章节删了——那样风花雪月的生活尽管自由，却不是生活的真相。什么才是生活的真相？我想不通，想象中的“海鸥”难道会是生活的真相？
　　转眼到了六月十二号。二零零三年的六月十二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日子。
　　那天早晨宿舍楼后面林子里的鸟仿佛叫得比平日里欢快得多。我从落英缤纷的梦中醒来，望向窗外的蓝天。
　　“今天是个好天气！”我的下铺张永愉快地说。
　　我笑着点点头。
　　“每天都是这样。”睡在对面床铺的同学冷淡地说。我瞥了他一眼，他苍白的面孔上没有多少阳光。我的好心情没有因他的话改变。
　　“过不了几天就要考试啦。”他的下铺忽然冒出一句话。
　　宿舍里马上安静下来，大家都想着即将到来的十几天紧张的生活。
　　我低下头，拎起装着课本的袋子，大步走出缺氧的宿舍。出了宿舍楼我径直朝自习室赶去，没去食堂吃早饭。
　　在自习室里苦苦煎熬了一个上午，总算把《营销学》一章看完了；中午草草吃了饭，我又拎起袋子朝自习室，朝我的战场奔赴。接着是同样头疼的一个下午，同样没有遇见何荟。
　　那晚吃完饭，头胀得酸疼的我，又朝自习室走去。以前我曾通宵写作，但从没像这样头疼。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去自习室为考试复习，但真实的我却在渴望着在自习室里遇见她。
　　在我经过一个小花园时，一缕缕像在水里洗过的清香忽然从我的鼻孔钻进我的身体。我在那路口停下，犹豫不前。
　　也许这辈子我都忘不了花园口的那条小径，那些花地砖铺成的小路。每一次重读弗罗斯特的英文诗，我都会再次回到那个花园口，回到那条路前。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很多年后，我将带着叹息在一个未知的远方向人说：林中有两条分开的路，而我——我选择了那条更少人走的路，这便是所有不同的起点。）
　　　　　　　　　　　　　　　　　
　　我走了那条花园小径，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直到我看到让我的心从六月的热风中跌入冰窟的画面。
　　何荟正和一个高大的男生并肩坐在花园的椅子上轻声地说笑。
　　我的腿像在地上长了根，再也挪不动。
　　何荟看见了我，她的眼里闪过奇异的光，我不知道那一刻她的表情里写着什么。是羞涩，是茫然，还是惊讶。我不清楚，那晚的灯光似乎格外昏暗，我脸上挤出的笑容也许不是那么容易被她看穿。
　　她笑着向我挥了挥手，她的笑还是像以往一样纯净，但我宁愿她的脸上也有尴尬的表情。
　　坐在她身旁的男生转过头看我时，嘴角还挂着没有消退的笑意。他向我点点头，俊郎的脸上透着年青人应有的自信和特有的张狂——而这些都是我没有的。我只能疲惫地向他笑笑，尽量压抑胃里涌起的虚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他们身旁走过的，那几米路也许会是我走过的最长的路。不知道当时我走路的姿势是否很可笑——何荟以前曾向我提意见说：我走路要站直了，不要老是低头弯腰。那晚从她身前走过时，我挺直了腰，头也看着前方。
　　我点着头从他们身前走过，她微笑着看着我走过。
　　我为什么要难过呢？在自习室里，我一遍遍默默地在心底问自己，直到最后，我竟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前排上自习的人回头看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表情很奇怪。
　　那三本课本自然是白费我力气提过来了，我有气无力地打开它们，上面写的的汉字全成了拉丁文，一个也读不懂。
　　九点钟的时候，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宿舍，拔通了刘涛的手机，拔通了“海鸥”的电话。
　　我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全告诉了他，而他在电话那头一直沉默着。
　　“没什么？其实就是觉得有点意外。”在电话上，我强迫自己笑出声，“最近我一直很迷茫，很快就要考试了，但我没有一点心思复习课本。我的小说已经写到关键的地方了，每次我翻开书，故事的情节就会从我的脑中一骨脑的冒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又艰难地吸进去。
　　那晚我在电话里对刘涛诉说了很久后，他才开口说话。如果不是我听了他说的那些话，你们今天也看不到这篇小说。
　　　　　　　　　　　　　　　　　
　　十一
　　　　　　　　　　　　　　　　　
　　2007年。赣州
　　　　　　　　　　　　　　　　　
　　四年后，我在赣州的一家小酒店里对坐在我前面的刘涛说：“你记得我们读大二时六月十二号的晚上吗？”“搞笑！老兄！那么远的事情我怎么会记得？你还把日子都记下了，那天是你生日吗？”一口苦酒呛得我胸口疼，我忍住没有咳出声。摇摇头，我淡淡地笑着说：“你还记不记得我读大二的时候去青岛住你那？”他把手插在蓬乱的头发里，想了想说：“哦——，有那么一回事，怎么？”他皱着眉头笑了笑，“那时很开心吧？没有什么烦恼，自由自在。”我笑不出来，只好低头把一大杯啤酒灌进肚里。
　　他啧了一声，把杯子猛地砸到桌子上，叹口气说：“那时我刚把那娘们忘了，”说完他又摇摇头，眼里熠熠闪动的似乎是泪光，“我不晓得你怎么看，我觉得女人就是一根绳子，老是捆着你，牵着你，让你活得不痛快！没追到时，老想着她，不自由；追到了，她又老缠着你，也不自由。”我抬头看了看刘涛，看着眼前的通缉犯。那张原本清秀的脸上已是胡子拉碴，但仍不失英俊，但要说“潇洒”，却再也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痕迹。
　　他口中说的“娘们”是林玉合，我小学的同学，中学时暗恋的对象。
　　想到这，我苦笑着摇摇头，把满带疲惫的脸埋到手里，我从指缝间说：“刘涛，你知道吗？也许就是你那晚在电话里说的话，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刘涛抬眼瞪了我一会，忽又仰头哈哈地大声长笑，笑完，他又低下头看着我说：“陈鱼，你说这话未免太抬举我了，谁也改变不了你的一生，除了你自己。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决定记住谁的话，忘掉谁的话，相信谁的话，怀疑谁的话——这都是你的自由！自己选择自己的路，别把后果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你不就是把自己录到山大营销系的事归到玉合头上吗？那你为什么不再埋怨她让你走到今天这地步呢？”我终于忍不住了，猛地一拍桌子，我站起来对他吼：“行，你能！你从来不怕别人说什么，你从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就你最自由，你活得最潇洒！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方，四处逃窜，都是你自己选的路！你对得起她吗？再过一个月，你们就要结婚了，我们就等着喝你的喜酒，你却——”“够了！”刘涛猛地站起来，椅子倒在了地上，他瞪着我的眼睛，咬紧牙，腮帮子鼓得圆圆的。我一点不示弱，站直了身子瞪着他看。
　　酒店里的客人都转过头朝我们这边看过来。不过他们听不懂我们说的一句话，谁让我们是瑞金人呢？说着全中国只有瑞金人才能听懂的瑞金话。
　　刘涛先平息了火气，伸出手拍拍我的肩，压低声音说：“兄弟，我们到外面再谈谈吧。”我站在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直到我自己也觉得难过得胃疼，才低下头转过身走到柜台前结账。
　　刘涛跟过来想拦住我，我回过头丢下一句话：“兄弟，让我请你一次客吧！”他吞了吞唾液，低下了头。
　　我伸出手挽住他的肩和他一起走出酒店时，店里的客人和柜台小姐还惊奇地看着我们。看着这两个操一口跟外语一样的方言的人。
　　那晚，我扛着刘涛的一只手一步一颠地走在赣州滨江大道上时，烂醉的他还挥着另一只手笑着大声喊着。我也有点醉了，没大听清他喊些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的笑后面藏着一个痛苦的灵魂。曾经自由而快乐的海鸥已经死了，这是一只逃亡中的秃鹫。
　　　　　　　　　　　　　　　　　
　　　　　　　　　　　　　　　　　
　　十二
　　　　　　　　　　　　　　　　　
　　四年前的那个夜晚，痛苦而迷惘的我打通了刘涛的手机，那时迷上了写小说的我正为何荟和期末考试烦恼。
　　诉说完我的迷惘后，刘涛告诉我：人年青的时候也就那么几年，这几年是最能做出成就的时候，既然你找到了你想做的事，发现了你的兴趣和天赋，就应该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告诉自己一定能成功。比尔。盖茨为了创业连哈佛大学都不读，你一个山东大学市场营销专业，一点不适合你学，读出来又能做出什么成就呢？既然你有希望做一个作家，为什么还要去努力当一个营销员呢？
　　“人活着能有多久？你想想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我们都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现在呢？现在我们都长这么大了。如果你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天赋，就算活得再舒服，到老都还会觉得遗憾……
　　我常想为什么我们的爷爷会跟着闹革命，为什么不在家乡好好种地，偏要跟着跑长征，结果在路上死得精光。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家种地是老死的，到死也只是见过巴掌大的地方，连一点值得回忆的东西都没有；出去走那么两万里，出去拼那么二十年，死了也值……
　　你知道吗？陈鱼，我总觉得很多人是活在规矩里的，活在别人的看法里的。为什么要让别人为你选一条你不愿走的路？为什么不反叛，为什么不为自己剩下的几十年拼一把？生死不就是一眨眼的事！“至于何荟，他说的还是对女人的老看法。他说：”老兄，你才多大，好不容易有这几年自由的时间可以好好努力，何必为了一个娘们捆住自己的脚呢？“就是这些话，就是刘涛说的这些话。在我挂下电话时，我还在想着他说的那句：”生死不就是一眨眼的事吗！“。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如果把刘涛说的话用普通话说出来会让你们觉得很可笑，但是我的笑绝不是你们那种笑。也许是刘涛的话让我放弃了我早已厌倦的学业，让我放弃了何荟。
　　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把该挂的科目都挂了后，就向学校提出了退学请求。办手续不是复杂，学校领导老师也没挽留；毕竟，我不是第一个退学的。
　　在离开学校前，我把手机里所有何荟的短信都删了。犹豫再三，我终于把她的手机号码也删了。原本以为我不会再打算给她打电话，等到走那天，我忽然又忍不住想发短信给她，把我辍学的事告诉她，同她说一声再见。
　　到那时我才发现，即便把她的手机号码删了，我还是能把号码背出来。
　　我没有打电话，而是给她发了最后一条短信：“何荟，我要走了，以后也许永远不会再来山东了，”——写到这时，《神秘园》里的曲子不知从哪响起。空荡荡的宿舍里没有一个声源。我望向窗外，宿舍楼外面林子里的鸟唱着欢快的歌。终于，我低头把最后一句话打完：“希望你能实现理想，祝你快乐。”遗憾啊！我写过那么多诗句，却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做最后的告别，最后只能说一句“祝你快乐。”你们或许以为在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时，她喊着我的名字挥着手跑过来同我说再见——再见，最后再见我一面？说再见，说好明天再见面？那就只能说是你们看多了浪漫的爱情故事。
　　不过那时的我虽然没有看过多少浪漫的爱情故事，却也幻想着会有这样一个浪漫的离去，会给她日后的记忆中留下那一个回头，一个隽永的笑脸。也让我再见一眼她，再见她那素洁的衣裳，再见她那朴素的笑脸。但这永远只是浪漫的想象。唯一来送我的就是张永。他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他没有说什么告别的话；只是在11路公交车停在校门口时，伸出手默默地拍拍我的肩，而我则回过头拉住他的手。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不舍得离开这个校园，离开这个曾让我失望，让我痛苦，最终却留恋的校园。我不舍得就这么走，连何荟最后一面也没见着。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车到了。上车，走吧！
　　等我已坐上开往南昌的火车时，才收到何荟回的短信。她问我怎么回事，问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么奇怪的话？
　　我笑了笑，关上手机，没有回信。直到第二天在南昌火车站，我打开手机看时间时，才看到她的未接来电提示和她的第二条短信：“你在哪？！”我拔通了她的手机，又听见了她的声音：“喂！陈鱼，是你吗？”我的喉咙很干，一天没喝水了。我舔舔干裂的嘴唇，张张口，却说不出一句话。
　　她提高声问：“你在哪？快告诉我！你听见了吗？”“我，我在南……”在我要说出“昌”字时，手机里响起提示音：“话费不足，您还可以通话一分钟。”我摇摇头，把手机合上。在我写好短信准备发给何荟时，才发现手机卡上一点话费也没了。
　　我没有再打算买手机卡。我把手机卖到了二手店里——既然不想再跟何荟联系了，手机对我来说成了多余品。
　　　　　　　　　　　　　　　　　
　　　　　　　　　　　　　　　　　
　　十三
　　　　　　　　　　　　　　　　　
　　那以后，我在南昌租了一个刚好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房间，住了下来。我把我的小说《海鸥》打印出来，找了一家出版社，把稿子投了过去。又在二手电脑店里买了一个旧电脑放在床头，用来写稿子。
　　刚刚尝到踏出校门，走出社会的自由滋味的我还是有信心靠写作养活自己的。我给家里的父母打电话时，也还是笑着骗他们说我在学校里过得很开心，假期不打算回家——我想等我能靠写作养活自己的时候再告诉他们实情。
　　但小说稿子寄出去一个月后，一直没有回音，我写的稿件也一直没有被采用的。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眼看着存折里的钱一点点消失，我就像看见自己的死期一步步逼近。
　　最后，我只好自己去那个出版社找编辑。在编辑室里，我发现自己的稿子原封不动地呆在抽屉里。在我说明来意后，编辑笑着点头说让我再等几天。等了十几天后，还是没有回音，钱也用得差不多了。我只好使出“一稿多投”的伎俩，把稿子打印了几份，分寄给几家出版社。
　　一个月后，没收到任何稿费的我在南昌的一家超市里找了一份推销奶粉的工作，从此再没多少时间写稿子。我不敢回瑞金，不敢面对我的家人。我原本打算干两三个月攒够钱后再把工作辞了，潜心写作。但事情根本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推销员的工资是按营业额提成的。普通话不标准又不擅开口做“广告”的我赚的钱只刚好够我吃饭交房租。
　　没做过推销员的人永远不会体会到上门推销时吃闭门羹的滋味。有好几次，我敲了十几户人家的大门，等终于有人打开门时，一见我是推销的，又啪地把门关上，门正砸在我鼻子上。那些天我似乎失去了意识，只知道自己不停地走，不停地笑，不停地说；至于去过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我一点不记得。惟一的记忆来自几封难得的退稿信。
　　在超市干了两个月后，我另租了一间更便宜的房子。租房的地方离市区很远，我要每天早起赶班车才不会迟到。每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时，已经八九点钟了。即便这样，我还是要坚持在电脑前打文稿。咸菜米饭白开水，这是我的主食。三个月后，我才攒够九百元钱，期间就收到《赣南日报》的一百六十元稿费。尽管这样，我还是把工作辞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呆在电脑前，背水一战。有些天，我一觉醒来就打开电脑，也不刷牙，也不吃早饭，就这样熬到下午再去附近的便饭店里吃一顿，晚上去河边散散步回来再写。
　　便饭店的老板是个好心的大妈，她常说我又瘦了，她甚至对我说不要再吃她这没多少营养的饭菜，不然我的身体会跨掉的。每次我都疲惫地笑着对她说谢谢，第二天照样和她说你好。
　　就这样，我挺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终于有一家报社给我寄来了稿费。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汇款章时的心情，沙漠里的人看见绿洲时的心情也许是那样的吧。
　　此后断断续续有稿费寄来，但我的生活还是在温饱线上徘徊。我的所有生活用品就是一个牙刷，一条毛巾，一个水杯和一个饭盒。肥皂被充分利用，即洗澡又洗头偶偶也洗洗饭盒。原谅我，读者，我实在不愿再去回想那段日子了。总之，我就是这样挨到了那年的冬天。
　　那年的十一月，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说愿意为我出书。这让我兴奋地几天没有睡着。但当他说出要三万元的出版费用时，我的心跌入了死海。兄弟，我哪有三万元钱出书啊！
　　我绝望地摇摇头，他板着脸冷冷地走了。
　　从此我再没打算把我的书稿寄给出版社。靠着给一些报社写稿子，我才能勉强度日。
　　春节快到时，我终于踏上回家的路了。故乡，永远张开双臂等待一个落魄的游子归来。
　　我不知道脾气火爆的父亲会在得知我的事后，会怎样打骂我。然而当我回到瑞金时，才发现：时隔一年，岁月竟在父亲脸上刻下这么多的痕迹，人真得是老得越来越快的吗？年青的我在心底泛起淡淡的伤感。
　　我硬着头皮告诉父亲我辍学的事，准备好一顿臭骂。但父亲只是憨憨的笑着，大半辈子在庄稼地里爬过来又在马路边走过的他，没有什么“金玉之言”能给我。他只是谈我在外面的生活，只是揪心我在外面受了太多的苦。父亲不再像我中学时那样“能言善辩”了，他比以往多了几份唠叨，多了几份母亲才有的关怀。
　　“外面的事我真的不大清楚了，要靠你自己往前走了……”父亲向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亘古不变的太阳斜斜地挂在淡淡的晚霞上，橙红的霞光洒在我家院子里，溅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在父亲头顶镀上金黄。一切都在这片静谧的光芒中失去了言语。母亲在墙角里偷偷哭着。我没敢告诉他们我在外面受的苦，但父母却将我身上、心里的每一处伤看在眼里。
　　岁月如歌，唱过多少悲哀的往事？
　　　　　　　　　　　　　　　　　
　　第二年春天，我回南昌把电脑卖了，去赣州的一个打印店里找了份工作。店里的活不是很忙，闲暇的时候，我就打打我的稿件，再把它们寄出去，偶尔也收些稿费。生活终于有了转机，半年后，我终于有足够的钱在当地的一家出版社里把我的小说《海鸥》出版了。但你们肯定能猜到，这部小说没有卖出多少本。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很欣慰，毕竟我的“海鸥”终于随书纸飞出了我的心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再没有何荟的消息。忘记一个人可以很容易，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你无法填补心里的空白。
　　我曾经打了个电话给我原来的宿舍的同学，那是在他们读大四的时候。大家都忙着找工作，电话里又想不出什么要说的话，只是匆匆问候几句。最后，我同张永说了声再见。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把身边的玉佩拿出来看。过了这么多年，有过多少的同学，多少的知心朋友，但一切都远去了，只有这个玉佩陪我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依然默默陪着我，在我孤独寂寞时，只有它永远忠实地守在我身边听我诉说。我由此明白母亲是对的，连她也不能永远陪在我身边；随身的玉石本不是用来保佑你的，只是一个沉默在岁月深处的听众，倾听你的心跳。“林玉合”这三个字偶尔浮现上我的脑海，对此，我只能偷偷地笑：我连何荟也不甚了解，更何况一个只知道名字的女人。于是便明白：年少时初恋的情人就像玉佩，只是你心底的一个记号，在你孤独的时候想起。她是一个图腾，一个象征，是你来时的路上的风景，一个理想的化身；而在现实的世界里，她是不存在的。
　　　　　　　　　　　　　　　　　
　　十五
　　　　　　　　　　　　　　　　　
　　一个月前的一个有雾的清晨，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抱怨了一声。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却被一个电话搅了。
　　我拿起话筒，满带倦意地问：“喂？”“蛮鱼！是我。”毫不客气的一句话，紧接着是一阵爽朗的笑声，还能是谁呢？
　　我一翻身从床上爬起来，忍住笑，装出不耐烦的声音，问：“你是谁啊？谁是蛮鱼啊？”“蛮鱼！跟我耍滑头，没好果子吃的，快开门，我在你家外面。”我终于憋不住，笑出了声。脚一踢，掀开被子，我穿上拖鞋就跑去开了门。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眼前。但我脸上的笑容很快凝固了，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刘涛。虽然眼前的刘涛还是那样英俊，大而乌黑明亮的眼睛，鹰钩鼻还是那样挺秀，但满脸的胡子有好一阵子没刮了；头发还是那样蓬乱，但以往那帅气的刘海也没了，光剩一窝“鸟巢”。
　　刘涛哈哈地笑着，把行李包扔到地上，一把抱住我，脸上的胡子扎得我怪难受。
　　“好兄弟！这么久没见你了！死哪去了？”等他终于放开我时，他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我说：“打你手机不通，写信给你也不回。回家过年时的同学聚会你也不参加。忙啥呢？还在写小说吗？”我苦笑着点点头，领他进房，从茶几下拿出水果。
　　刘涛环顾房间，问：“你租这房多久了？”“不多久。”我看了看一脸潦倒的刘涛，不知道他多久没有梳洗了。
　　“小了点，不过挺整洁的，”刘涛笑了笑，“比别的同学好多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工作，我们以前高中那个班的同学有很多都在大城市里和别人合租房子。”“大城市不适合养鱼，水少，”我调侃着说，“还是这儿好，环境又好，东西又便宜——不过别人会说你没出息。”“唉——，干吗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刘涛说话的口气还是像从前一样豪放，“我坐火车从南昌过来的。”说着他一屁股坐下，拿起一个苹果嚼了起来。
　　我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来这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我问他最近都以此什么，他笑着说：“四处旅游！”，嚼完苹果后，他抹抹嘴说，“我看过你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从网上搜到你写的文章，看到你四处乱贴的联系方式，就打听到这里来了。”我笑了笑——这年头，写稿子的人到处在网上发文章，在网上留下联系方式，等着有编辑向自己约稿。我只好跟风把我的电话和通讯地址留在网上。
　　但刘涛一点不像旅游的，倒像是逃难的，我笑着问他：“你不会真的开始了你的'周游计划'吧？”“你别说，就是这么回事，我很快就要出国了。”“出国？”我皱了皱眉，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刘涛神秘地笑了笑，打打哈欠，说：“陈鱼，我一晚上没睡觉了。你能让我你这睡一会儿吗？”我点点头，朝床边走去，想把被子和床单弄整齐，刘涛却不客气地大步走过去倒在那。我耸耸肩，笑着摇摇头，去洗刷间刷牙去了。
　　梳洗完毕后，我的头脑才完全清醒。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一动不动地躺在那打着呼噜的刘涛，心底渐渐产生了疑问。我总觉得刘涛的突然出现没这么简单。
　　出于本能，我打开了电脑，在网上搜索“刘涛”这个名字，终于在一个新出的法制网页上搜到了刘涛的头像和他的——他的通缉令！我惊呆了！猛回头看看像石像一样躺在床上的刘涛，满脸胡子，头发蓬乱的刘涛。我不敢相信，怎么可能？！我又把网页上的文字调大：
　　　　　　　　　　　　　　　　　
　　“……刘涛：中国海洋大学毕业，现年23岁……因入室盗窃青岛龙华建筑公司商业机密而被起诉……拒绝接受法院传唤……希望有目击逃犯者向警方提供线索……”
　　　　　　　　　　　　　　　　　
　　注明日期是2007年4月17号，刚发布的通缉信息。
　　我瘫倒在椅子上，望着床上的刘涛，不知道如何是好。四年没见他了，难道他真的成了逃犯？我陷入沉思中，没有发觉刘涛醒过来。他坐在床上，看着电脑屏幕。
　　等我想起有着刘涛头像的网页还没有关闭时，已经太晚了。
　　“你知道了。”刘涛冷冷地问，与其说是问，倒不如说是自言自语。
　　我点点头。
　　刘涛叹了一口气说：“事情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没有说话。
　　他的眉毛斜拉下来，一脸疲惫地说：“我知道你不大可能相信，但是我真的没有做错。”我笑了笑，说：“是的，很多犯人都做了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他用诡异的眼神扫了我一眼，说：“你不相信我……”我欠欠身，说：“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怀疑你……”“你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我。”刘涛低下头一脸阴郁地说，“就像林玉合不会相信我一样。”这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时，我的心悸动了一阵。虽然以前也曾在别人口中听过这三个字，但当从刘涛口中听到她的名字时，一股电流还是传便了我全身。
　　刘涛从我眼中看出我的惊异，低声说：“你认识她，我知道，她曾经跟我说过你。”“她跟你说过我？”我越发惊讶了，“你怎么认识她？”刘涛站起来走到他扔到地上的行李包前，弯下腰将手伸进包里搜寻了一阵。
　　当一块墨绿色的小石块在我眼前晃动时，我一眼认出了它。
　　但我还是惊讶得忍不住问：“这是？”“她说这是你的。”“怎么会在你手里？”我其实想问怎么她会把它给刘涛。
　　“她给我的，”刘涛的嘴角漾着神秘的笑，“她知道我认识你，就把它给我，让我把这个给你——那是两年前的事了。这两年我一直没找到你。”“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伸出手握住那块碎玉，那条断了的尾巴。
　　“我毕业后在龙华建筑公司上班，在那，我认识了她。她是那里的电梯小姐，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她。后来我从同事那打听到她也是瑞金人，后面的事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后来她成了你的女朋友。”我低声说，一点不觉得难过，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注定的事。
　　刘涛深吸了一口气，说：“上个月，我们订了婚，但我不想再连累她——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所以就偷偷跑到这。”我沉默了一阵，不想再说下去。但这凝固了的沉默终究是要打破的。
　　我舔一舔嘴唇，问：“你为什么要逃呢？难道你就一定会败诉吗？”刘涛冷冷地笑了笑：“你不知道那个公司的实力，他们可以让我坐十年牢，他们可以剥夺我的政治权力终身。”“我不明白，你怎么招惹你的公司了。”刘涛又弯下腰从包里掏出一叠表单和图表，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机密文件。”我愣了一下，眯着眼问：“这就是他们说的公司机密？”刘涛点点头。
　　我用手撑着下巴，问：“你为什么要相信我。”“因为你会相信我。”刘涛摊开手，看着我的眼睛。说完，他在我电脑桌子上摊开图表说，“我们公司今年承建了一个项目，是在海边的一片荒地上。工程建设很快就要开始了。那片荒地下有超标的重金属污染物。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上面开工的话，污染物将被掘出，随雨水流到海里。这附近的鱼虾都会受影响。”刘涛用手在图表上指划着，“你听说过日本的”水俣病“吧？”我点点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有一个沿海城镇的化工厂向海里排放重金属汞，让附近海域的鱼虾受污染；使得那里很多人吃了鱼虾后，死于汞中毒。
　　刘涛看着我点点头，说：“如果我们在那里搞建筑的话，青岛一带海域都要受污染，'水俣病'就很可能在青岛出现。”我看着前额冒汗的刘涛，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毕竟，青岛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地名，我不会为那里的事情紧张。
　　“我在考察那里的土质时，检验出了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我把这事向公司反映了，但他们根本不理会，为什么呢？因为这项工程是青岛市政府批准的，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他们不愿相信工程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我把情况向海洋环境监测局的人反映了——后面的事，你应该能猜到。”“我不知道。”我摇摇头，“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就该在法庭上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陈鱼，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的土质检验结果被公司扣压了。我只能偷偷去公司的档案室里把它们偷了出来。结果被他们逮个正着，我打翻了保安，逃了出来，一路逃到你这。”我看着刘涛强健的身体，仿佛看见他把公司保安打翻在地的情景。
　　“我两个月前在网上搜到了你的地址，你应该猜到我为什么要来你这吧？”我想了想，说：“我猜不到，你为什么冒险来找我呢？你不怕我会把你的行踪……'泄露'出去吗？” “泄露”这个词不大好说出口，我只能借用普通话。
　　刘涛从鼻子里笑出声，说：“我知道你不会的，你敢'出卖'（普通话）我吗”——我是为了把这个交给你才来的。“我张口诧异地笑了笑，说：”兄弟，你不会为了这块石头才来见我吧？“刘涛抱住我拍拍我的肩，说：”当然不会，在我走之前，我还想再看看你。“我不知道刘涛这句话是否发自真心，在这社会上混了四年，我很久没听过这样的话。但一股暖流却不可阻止地涌上我的心头。我拍拍他的背开心地笑了。
　　那天晚上我和刘涛在赣州的一家小酒店里吃了一顿。那晚，我们发生了口角，你们在十一章里已经得知。
　　　　　　　　　　　　　　　　　
　　十六
　　　　　　　　　　　　　　　　　
　　五一假期正是旅游旺季，刘涛说这个时候去香港应该更安全。
　　五月二号，当我在赣州火车站送别刘涛时，风正吼着多年前遗忘的那首歌。我不能再像四年前一样和他坐一列火车。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和刘涛都很沉默，一路只顾看着自己的脚——生怕走错一步。如果走错了那一步，错走了那条路，误了火车，谁知道另一列火车会把你带到哪呢？
　　快上火车时，刘涛突然转过身抱住我说，“兄弟，再见吧！恐怕以后再没机会见面了。”“会有的，会有机会的。”我小声喃喃地说着。
　　在火车呼啸着驶来的时候，刘涛忽然大声对我说：“记着我的话，拿着那根尾巴去找玉合吧！我要你亲手把整块玉送给她！她说她把那块碎玉藏了好几年，一直想再看看整块玉龙是什么样子。”刘涛最后和我说的一句话，我没有听明白。我原以为，他会说：“记得告诉她我会想她。”但没有，他只说让我找她说明情况。我站在那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站的人潮中，就像一滴水溶入大海，就像一只海鸥，消失在远方。又想起四年前青岛的那个下午：他纵身翻过海大校园的围墙，像一只海鸥翻过一个巨浪。我知道没有人能把刘涛关进监狱里的，如果前面有围墙的话，他会翻过去，即使是付出爱情和生命，他也要得到他的自由。他说他要从香港逃到马来西亚，那里有他认识的朋友。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想我，是否会想家。如果会想的话，他是否会在异国感到自由，因为这思念也是像绳索一样的，我在四年前曾被这绳索勒疼。
　　我把玉佩掏出，透过阳光看，玉龙断尾的地方显得那么峥嵘。红绳绕在我手里，我不知道刘涛是要把什么样的绳结留给我去解。望着远去的火车身影，迎着南国五月的微风，我笑着把玉龙握进掌心。
　　　　　　　　　　　　　　　　　
　　我原以为故事会这样平淡收场，但没有。
　　　　　　　　　　　　　　　　　
　　十七我把稿子写好后，拿给玉合看。
　　“他骗你……他骗我！”玉合像受伤的孩子一样睁着无辜的眼睛喊，“我知道他会离开我的，我知道他要逃出去的。他从不对我发脾气，他甚至从没觉得值得为我生气。我说什么他都不听，他都像没事的人一样傻笑。我让他不要去管他公司的事，那不是他该管的，可他不听！”当玉合眼里的火花熄灭后，她又趴在桌上，呜呜地说：“我知道……他会走的，他一定是觉得……觉得我配不上他……他跟本就没爱过我……”我拿出玉龙，说：“他希望我把这个完整的玉龙带给你看看，他说你很想看看。”玉合擦擦眼睛，冷冷地笑了笑。
　　我也笑了，我低声说：“我们都很怀旧吧？”她终于温柔地笑了，说：“我们都很怀念过去，还怀念家，家里的人，还有老朋友，还有……”玉合的声音忽然哽住了，再也说不出话。
　　我们还怀恋曾经爱过的人和曾经爱过我们的人。
　　刘涛不同，他不会被过去的事绊住，他也不去空想明天的事，他只活在今天。
　　你们也许会觉得我和何荟的故事不该就此结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们：这不是浪漫的爱情小说，这是在现实世界里受缚的“海鸥”。
　　离开青岛的前夜，我发了短信告诉何荟我明天要走。何荟回信说很不凑巧的是她公司有事不能来送我。我在电话里和她说声再见，就此作别。
　　手机电脑和火车飞机确实让我们现代人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但随之而来的是繁忙的事务，让我们的时间缩短了。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至于刘涛，我曾收到过他一封电邮，那是一个月前了，后来一直没有他消息。我知道他在那陌生的土地里将要经受的磨难——这是我以前缀学自己谋生时经历过的，这是自由的代价。
　　交通的便揵，通讯的发达让人在这世界上的流动变得更容易，流逝的也更容易。
　　在这个到处都要身份证明的世界上，自由的海鸥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将不再是自然的风浪。
　　就在我要把《记忆中的海鸥》的稿子寄给杂志社时，我突然得知刘涛进了监狱。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彻夜未眠的我一出青岛火车站就往关着“海鸥”的监狱赶去。
　　费了点钱在监管人员身上后，我在探监室玻璃墙后见了睡眼惺忪的刘涛。
　　“她知道了？”我点点头。
　　他“轻松”地笑了笑。
　　“为什么？”我问。
　　　　　　　　　　　　　　　　　
　　“我忽然不想再出国了。”刘涛想了想，说，“我会想她。”“所以你回来了。”他微笑着耸耸肩。
　　一股气突然窜上来，我像被人从头骗到尾后刚醒悟的小孩。我问：“你为什么要回来？啊？你不是说要'周游世界'、自由自在吗？为什么要回来呢？刘涛，你给我说清楚！”“我回瑞金了”，他的脸像一瓢清水一样平静，“我见我爸妈了。”我的喉咙一下子堵住了。我想起刘涛的父母：面朝红土背朝天的山民，脸上裂开红土地上的沟壑，却总是笑着露出残缺的牙的山民。
　　山民的儿子笑着说：“后来我知道林玉合在青岛被抓了，就回来了。”我舔舔干裂的唇，问：“她来看过你吗？”他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知道她没来过，也不会来。
　　“你会忘了她吗？”我的声音渐渐沙哑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
　　“她会忘了我。”他努力做出一个滑稽的笑，“这样最好。”“我不会忘了你。”他仰头哈哈笑了笑，问：“我跟你有仇吗？”我没有回答，过了很久才试着着打破这尴尬的沉默。
　　“涛，我们也许会是最后一代说瑞金话的人了。这儿没有人能听懂我们说了些什么的。”我咬着唇苦笑着说，“现在到处都普及普通话了，再教我们的小孩说瑞金话就要被社会淘汰了。出去一开口和人说普通话，就笑你发音不标准。”“没了就没了，有啥了不得的。那旮旯儿地才用的方言。”刘涛笑着想了想，说：“搞不好哪天，全世界的人都只说英语哩，到哪去旅游都方便了。”我冷不丁地问：“你打死了你公司的保安总管？”我们一直说瑞金话，不必担心周围有人听懂。
　　他点点头，说：“他是个流氓，我早知道他对玉合有歹心。”冷冷地笑了笑，他又说：“那天要不是我下班时撞见，差点让他得逞了。我本不想打死他的，是他用刀子对着我。我去抢他的刀子时，失手了……”我没有说话，实情我早已猜到。“刘涛，是林玉合失手杀了那流氓吧？”我冷冷地问。
　　刘涛扬了扬眉毛，盯着我说：“告诉我，蛮鱼，你不会害她。”我咬紧腮帮，拿出纸巾，擦去流出的鼻涕。
　　“鱼，你的鼻炎一直没好吗？”我从鼻孔里叹出气时，一滴在眼角逗留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他转过头装作没看见。过了一会，他又说：“蛮鱼，你看过现在流行的电视剧《越狱》吗？”我没有回答。
　　他滑稽地笑着说：“越什么狱呢？这里最安全。什么都可以不再想，这是最后的自由。”我的看着铁窗后面的刘涛，胸口堵住了，沉默许久之后，我沙哑的嗓子终于喊出了一句只有我能听见的话：“笼子里的……鸟人……”他摇摇头，说：“我坐在这里看，外面的人是关在铁窗后的。”我终于愤怒了：“他们明明控告的是你盗窃公司机密，你为什么要在法庭上说是你把保安杀了？你装什么英雄？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以为你可以做烈士！你这呆瓜！你为什么要做他的替罪羊！她值得你这样吗？她值得你爱吗？！”“对我来说，在牢里呆十五年和要我的命没什么两样。”他没有再笑。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铃声响起时，探监时间结束了。
　　监管人员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催促我离去，但我坐在那不愿离去。
　　“探监结束时间已到，请你遵照规定，离开探监室！”监管员威严地说。
　　我没有理会他。那一刻，我有种砸碎玻璃墙的冲动。
　　这时狱警走了过来，刘涛起身准备离去。
　　我茫然地看着他，头脑里一片空白。
　　就在他要消失在门口时，他突然停下，回头笑着飞起乱发：“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