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邻 右 舍
父亲最佩服的人之一，就是我们饮食服务公司的张经理，人家那才叫有眼光，远的不说，单单公司的这片宿舍，着实让全市的百姓羡慕不已。
在公司刚决定在紧挨西兵营的地方盖职工宿舍时，连局里的领导都认为他发神经，放着市区那么好的地方不用，拿着钱不去盖楼，偏偏到鬼子沟与部队为邻。不论别人怎么说，毕竟在市区建个五十平方米的楼房钱，在鬼子沟能弄个八十平方米的大瓦房，外带一百多平方米的大院子。
“把路留宽点，以后咱哪家有了小汽车，都能开到自个门口。”张经理左手夹着烟，右手卡着腰，用指点江山的口气说。
“咱干脆建个平顶的算了，有了直升飞机都能停在自个房顶上。”当过兵的四饭店胡主任跟着张经理调侃道。
这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也就是那时候，我家搬到了鬼子沟。
住在鬼子沟偏是有点偏，但与部队为邻，早上起床有当兵的给吹号，也没感到如先前人们说的那样别扭。由两间平房的窝居变成单门独院的大瓦房，着实让父亲激动一阵子。
“咱老家的院子也没这么宽敞！”父亲多次对我们全家说。解放前只想多种地多打粮，哪有谁舍得弄个高门大院。父亲弟兄多，爷爷就领着他们围着地基盖。也不论什么东屋西屋，更没有几尺的开间，能盖多大盖多大，以至最后差点没了院子。
在我们老家有个口头禅：李家的房子——不论壶！父亲说就是说的我家。
媒人在给我三大爷提亲时，爷爷满口应允给三间房子，没过门的三大娘及全家很满意，然而在三大娘入了洞房后才发现，娶她的房子虽是两架梁、三开间，然而着实小得可怜，东西短，南北窄，连普通房的一间半也顶不上。
我们家的老院更是小得可怜，秋天套被子，要到街上找地方。母亲说那时院子中心有块砖常年不动，那是爷爷放的踮脚砖，下雨时，谁想到另一个屋里去，只需踮一次脚，也就是一共两步，就完成了全部行程。
父亲对新房很满意，一是从小穷惯了，二是外面楼房盖的越多，我家的院子显得越大，再说那时人们对偷工减料研究的不够，房子盖的也地道，是经过时间检验了的优质工程。父亲把这一切都记在张经理头上。
刚搬进新房后的首要任务是整院子，但我家的规划却与众不同，尽管我们从县城的城区搬到了城乡的结合部，但多数人仍感到自己是城里人。
父亲专门从朋友那里借来小推车，一有空闲，我们就到外面去推土，去推能长庄稼的那一种，他要在家中开一块希望的田野。并时常哼叽他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打油诗：高高的墙，大大的院，养上鸡，种上菜，一年也是几千块。
养鸡一直没养，种菜是立说立行，除在院里留出一个“丁”字型的路，全部种上了菜。
种地是父亲的老本行，他又时常买些有关书籍看看，以至从他种菜的技艺中，我领悟到了什么是炉火纯青。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应该算庭院经济的鼻祖、温室大棚的先驱。
搬进了鬼子沟，也自然有了新邻居。
东邻王姨是北京下来的知青，落实政策进了服务公司，在四饭店跟着胡主任当服务员。
胶东人爱打扮，从北京来的胶东人就更爱打扮。年近四十的王姨，从远处一看活脱脱一个中学生，脸上一年到头都扑着厚厚的粉，化妆化得特别重，在街上一走，都以为她是赶场子的演员。
朱叔是王姨带出来的，其实也只带了一半，他的户口还在老家，只是为了不分居，把家里的责任田转给了别人，在城里找了个临时工。
朱叔很英俊，近处的朱叔与远处的王姨是公认的一对，按王姨的话说：朱叔要是脸皮厚点，早就成名演员了，只怪脸皮太薄，影响水平发挥，这美男子才流落到今个地步。当演员的首要条件，就是脸皮厚，这样才能正常发挥。
由于王姨是户主，因而单位上及左邻右舍，有什么事常提到的是王姨，或是王姨的女儿朱丽丽。
“到你王姨家借点东西！”
“看看朱丽丽家有没有？”
因此很少提到朱叔。然而我却领略到，朱叔才是他们家真正的主宰，有什么事他并不买北京人的账。
王姨家很讲究，在我第一次到她家看到她那鸡蛋壳一般大小的碗时，我立马想到了童话中的七个小矮人的故事。
王姨家盛菜从不用碗，而用盘子，也是同她家成了邻居后，才知道还有专门盛鱼用的鱼盘子。有次在吃早饭时到她家借东西，她家盛咸菜用的也是小鱼盘。
大概他们吃小鱼时，都用小鱼盘，一条条地盛在盘中，每人端着一个盘子慢慢地享用。当时我这样想。
王姨家刚搬进新居时的主要任务是种花，别看她进城时间短，认识的人却不少，有次胡主任还领着四饭店的职工专程到她家参观过。当时已是深秋，但满院花色，盛开的一串红在微风的吹拂下，如同一串串跳动的火苗，连许多大人都是第一次看到。
“这一串红北京马路两边有的是”王姨自豪地说。
北京有没有，多不多，谁也没见过，因为连胡主任也没到北京去过。
“我这小院明年春天就更好看了，到那时，那才真正叫满院春色关不住。”
“嗨，可不许你一枝红杏出墙来！”同来的一位阿姨开玩笑说。
母亲也很羡慕王姨家的满院花色，但父亲对此却自有主见。
“好看顶什么用，还是咱种菜实在！”
我同父亲意见完全一致，前几天老师批评了我们班的小帅哥，老师提了一个很常识的东西，帅哥却闭口无言，老师什么也没讲，只在黑板上写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八个大字。教室的空气凝固了好半天。
王姨家的蛋壳小碗很好看，但对于朱叔来说用它盛饭盛汤是杯水车薪。因此尽管王姨对他服务比在单位对顾客热情周到得多，朱叔还时常为这感到憋气，以至王姨不在家时，他和丽丽就用来客时才用的大海碗盛饭盛汤，这才叫真正的痛快。
王姨很为她的满院春色自豪，母亲在外也常夸父亲的决定正确。
“小农意识！”有次王姨在同别人谈话时，这样评价我家。这话被我偶然听到，但父母一再教育我小孩子甭管大人的事。我私下问哥哥什么是小农意识，哥哥也没说清楚，最后还是请教到父亲那里。
父亲解释的很透彻，并举例说明：象咱这满院子里种菜，可能就被人称作小农意识。我长大后反思这事，我想那时我的父母可能已知道王姨对我们的评价。
农民有什么不好，农民是人类的祖先，历代帝王将相，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哪个不是农民的后代？
父亲暗暗地下着劲，他要把院子里的菜地经营得无与伦比。
临近霜降，父亲把家里的辣椒、油菜都用塑料布蒙上，尔后晚上又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草苫子盖上，以至到了下大雪，我家的油菜还绿油油地，被父亲密封在塑料袋的辣椒，如同刚摘的一样。
“李师傅，我们那里又来了贵客。”胡主任一进我家门，就笑眯眯地对我父亲说，有好几次，都是我家的私家菜为四饭店撑了面子，救了急。
做邻居久了，有些事也就不那么拘谨。春天，王姨常到我家拔棵葱或拔把菠菜，家中有人就说一声，家中没人拔了就走。只要按父亲规定的什么时间间着拔、什么时间挨着拔，这个程序不乱，父亲很乐意为左邻右舍做点好事。到了夏天的丝瓜、苦瓜，王姨在她家也能摘到，有时一大早，听到父亲在院子里，王姨就大声叫我父亲：“李师傅，我摘俺的丝瓜了！”
“李师傅，我摘俺的苦瓜了！”
两家时常隔着院墙斗笑。
至于冬天要点韭黄、新鲜香菜，那就不只王姨一家。
“不要白不要！”王姨有时故意逗我母亲。
八二年哥哥考上了烟台警察专科学校，成了我们公司的第一个大学生。那时不管大专、大本，都称大学，接到通知书，我看到父亲的腰杆突然比平时直了许多。尽管海阳到烟台只有二百多里路，按老人的话，连专区都没出，但父亲还是为哥哥举行了隆重的送行宴会，公司的张经理也破天荒地到我家做客。
“以后咱公司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都奖给500块钱！”张经理把装着钱的信封郑重地交给我父亲，从此也给公司立下了规矩。
哥哥的送行酒喝得很酣畅，父亲高兴，张经理也很高兴，好象哥哥是他培养出来似的。一向很少言语的朱叔也很高兴，夸哥哥给左邻右舍的孩子带了个好头，过两年他丽丽也要考上大学。
“一定，一定”张经理赞同到，朱丽丽也是我们房区出了名的学习尖子、听话孩子。
张经理很看重人的身份和学历。他干到经理的份上，转干表填了好多次，至今仍是个工人身份，父亲也私下说过多次，张经理要是个干部身份，正局长早干上了，因此，他把技校和中专定性为不同性质的学校。至于文凭，中专毕业34元的工资，大专一毕业就是53元，政策上规定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其实落实起来就是不一样。
哥哥成了整个公司的自豪，他一入校就发了警服，一身戎装煞是威风，开学的第二个礼拜天，哥哥就穿着警服回了次家。朱丽丽见到我穿警服的哥哥，象是突然遇到了外星人，她很羡慕哥哥。她感到上警校比考个其他专业的大本强的多。
在哥哥报志愿时，朱丽丽就鼓励哥哥报警校，不想真的如愿了。“你们学校有女生吗？”丽丽问哥哥。
“有，但比例很小”
“以后我也报警校。”
“你报个头！”一旁的王姨插言道，“咱可不去当那二鬼子！”
哥哥一言没发就回了家，朱丽丽气得同王姨吵了一架。
我家有在外遇事一般不给大人汇报的习惯，但我们也都知道王姨似乎对警察不感兴趣。父亲对我母亲说：那家伙以前可能吃过警察的亏。
自哥哥上了警校后，我家对“警察”二字特别敏感，人们一谈及警察，母亲就感到是在议论我哥哥，或是专门说给我家听的。
这天王姨在胡同上发布了一个新闻：东北某地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在巡逻时抓到一个强奸妇女的坏蛋，你说怎样，两人不但放走了坏人，还轮奸了受害的女青年！真应验了人们的口头禅：以前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
“你说话嘴上要有个把门的，可不能乱说，咱胡同里可有当警察的！”西邻陆胖子笑着对王姨说。
陆胖子是一早爆发的那一种，他是第一批停薪留职下的海。他原是县建筑公司的职工，是沾在服务公司的妻子的光才住进鬼子沟的。
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他同头头打了一架，一赌气就下了海，自己成立了个建筑队，当了工头，小日子如日中天，刚到鬼子沟时，是我们房区的第一大款。
陆胖子有一个黄色的嘉陵，大老远人们就知道他回来了。
可能是给工人发号施令惯了，陆胖子说话嗓门很高，给别人商量事，甚至是请求别人，都有很浓的命令味。朱叔就看不惯他的德性，不就有两个臭钱嘛！一次他让朱叔给他陪客，朱叔本不好喝酒，量也不跟，可感到别人让帮个这样的忙，别让人说不识抬举。
那天陆胖子可能是为了讨好客人，两眼眯成了一条线，拉出了一套要喝好，主陪把副陪先打倒的理论。朱叔哪是他的对手，他白酒能喝一公斤，啤酒能喝一提半，并且啤酒能解白酒。
他见朱叔配合的不默契，就对朱叔说：“你给我喝了！”
朱叔本身性格偏内，在这里他又是王姨带出来的，多少有点自卑，连王姨对他说什么，都要小心揣摸，见陆胖子用这种口气给他说话，马上反驳道：“我要是不喝呢？”
陆胖子毕竟是招虎山的麻雀----经过风雨，见过世面，
“你不喝我就罚我自己一杯！”逗的众人都笑了，朱叔也一口干了杯中的白酒。
陆胖子说他是酒仙世家，他两个人也喝不过他爷爷，他爷爷两个也喝不过他父亲。有次父亲跟爷爷到城里换酒，往回走时不小心把酒坛子碰碎了，爷爷趴地上就喝，父亲受到惊吓，站在那里愣愣地不动，爷爷火了：“他妈的，不赶快喝还等着上菜！”这时他父亲才回过神来，赶忙趴下喝了起来。二十斤白酒，差不多被爷俩抢到肚里一半。
“那才叫过瘾！”他父亲时常对人说，外出喝喜酒也没敢放开量喝这么痛快过。
陆胖子最红火的时候，有八十多个工人，他曾承揽过蔬菜公司的大楼，也就是把这座楼盖成危楼背上官司后，他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到街上走走，也只是替媳妇买买菜。
“这家伙有的是钱！”不论他混的怎么样，邻居们都这样说。
市里要搞房改，到处都急风急火地盖宿舍楼，前院在环卫处上班的张叔单位人少，想建楼不值得，有人给处长出了个主意，一家拉一户外单位的。
张叔首先想到的是陆胖子，他感到陆胖子一定想住市区里面的楼。这送上门的好事人家硬是不买账。
“买楼，要买买别墅！”陆胖子语气很坚定，街上的公寓楼那有咱这好，他们连毛带屎的还不如咱院子大！”
大院子成了服务公司老户们的自豪，成了整个城市的一大景观。在服务公司建房之后，这一、二十年来，没有哪一家再建过这么大的院子。
在哥哥上大二时，朱丽丽到烟台办事，专门去看了我哥哥，这事当然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丽丽很喜欢上警校的哥哥，哥哥也很喜欢越长越发水灵的丽丽，他们私下写过很多次按正理说应该是情书的信，但两家谁也不知道这些。
朱丽丽参加高考后，感到发挥的很好，王姨听后，马上就放出风来。
“俺丽丽说了，考不上大本不去上，现在谁家还上专科！”这话父亲当然不愿听，然而都知道王姨的为人，谁也没去计较。朱丽丽却不依她妈的：“谁说我考上专科不去上了？”当着众人的面她质问王姨。
“考专科的话，我不让你去，咱明年再考大本”
“明年我就不考了！”她说罢，扭头就走，把众人晾到一边。
“这孩子，一点也不懂事”
这一年，丽丽不但考上了大本，而且考进了山东大学外语系，丽丽成了服务公司的第二个大学生。
“恭喜，恭喜！”丽丽的通知书一到手，张经理就和公司的毛书记前来应对诺言，王姨对左邻右舍发出了喝喜酒的邀请。
随着改革的深入，服务公司的日子已远不如以前，一家家酒家、酒店、美食居、美食城如雨后春笋，往日独家经营的局面已被彻底打破，再加上各单位设施陈旧，服务质量不好，有的已只能混碗饭吃。
王姨是北京下来的人，在这大喜事上，她当然不甘平庸。再是我哥的送行酒在先，不用说她也要压过我家。
父亲说王姨家的酒席弄的的确不错，要是在饭店最少得200块钱一桌。从未在场面一显身手的王姨发挥的淋漓尽致，使酒仙世家的陆胖子自叹弗如，甘拜下风。
毛书记是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公司这样的活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大家，要从孩子们身上看到服务公司的未来、看到服务公司的希望，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受毛书记的影响，张经理要在大喜日子里做个好事，把丽丽介绍给我哥，父亲当场谢绝了张经理的好意：孩子还小。
王姨郑重地把我哥表扬了一番，说她在北京当副部长的表哥让丽丽毕业后到北京工作。现在已不是文革时期动不动就搞外调，谁也拿不谁王姨的底细。
王姨以前多次说在电视上看到他表哥接见外宾，谁也没大在意。次数多了，人们都坚信她确实有一个当副部长的表哥。
就在你一言、我一语谈的正欢，王姨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不在场，她早已把我哥用从公安局借的摩托车带着丽丽与同学告别的事忘的一干二净。
丽丽回到家，已是十点多钟。离家老远，哥哥就把摩托车熄了火，两人用力地往回推着，本想到家一定会挨批，没想到王姨已进入梦乡——她喝醉了。
“吃饭了么？没吃把大才喊过来一块吃。”
朱叔关心地问女儿，
“吃过了”丽丽答到，她看看朱叔，也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哥哥给父亲说他要回学校，他突然想到放假时有点事没办好。父亲也没多阻拦，反正不远，想走就走。
中午吃饭的时候，丽丽来我家告别，她明天就要去济南上学。尽管我们两家是邻居，但我从未认真地看过她。丽丽坐在沙发上，好象有点紧张，或不好意思。
母亲本想请丽丽吃顿饭，但张经理一要做媒，弄得母亲反而不好发出邀请。
丽丽告辞后，母亲又提到昨日酒场上的话题，说父亲该先应着，先让王姨说话。
“先让她说什么说，我早就料到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父亲很自信，但又看不惯王姨，“她说有个当副部长的表哥，我看当小吃部副部长差不多！”
“守着孩子别说人家的不是，这对孩子不好”
“老娘们懂什么？我这是在教育孩子以后如何做人，如何生活。”
我只管吃自己的饭，听到象没听到一样。陆胖子曾当着我的面说：“甭看这小子整天不说话，鬼着哩！”明知他说的是我，我仍和没听到一样。南朝鲜有个卢泰愚，取意大智若愚。
“咱服务公司以后，会出个大人物。”陆胖子很有感慨地说。王姨说她丽丽一定会是郝建秀第二。
“真是山不转水转，两个山碰不到一块，两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撞在一起！”
胡同口的虎子从济南提车回来，一碰上我母亲就急忙说，然而他说着说着象是想起什么问题，突然把话打住。
“你看我这张臭嘴，说好了不说，这不又漏了。”弄的母亲莫名其妙。但最终他还是把事情告诉了母亲，他去济南遇到哥哥和丽丽逛大街。
“真的吗？”
“我们打了招呼说了话，我还保证不给任何人说，都怪我这嘴，我发誓，只告诉你自己。”
母亲很自然把虎子的话学给父亲，最后说“怎这么巧，三个邻居在济南碰上了。”
“巧什么，您儿子昨天一说提前走，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闺女是娘的贴身小棉袄，儿子是爹肚里的小蛔虫。先好好想办法，看以后如何与你亲家相处吧！”
“你真有把握？”
“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母亲很相信父亲的话，别看父亲识不了几个字，看报纸都没敢念出过声，但在母亲心目中，父亲几乎是诸葛亮二世——料事如神。同时第六感观也告诉母亲，不论王姨愿不愿意，朱丽丽都会是我家的人。
转眼又是一年，哥哥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分配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成了一名光荣的侦察员。我们家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干部。
哥哥分到县城，虎子十分高兴，哥哥毕业前，他就时常向我父母打听哥的毕业去向。
别看都在一个胡同，虎子家又住在胡同口，但我们两家来往很少。虎子家是县城的老户，他家兄弟多，个个长得又都壮实，在服务公司是惹不起，躲着走的人物。
他比我哥大好几岁，因而更玩不到一块，很多时候，他们也根本没把我家放在眼里。
虎子买了出租车，取代了陆胖子的大款地位。张经理当年把路留宽点好进小车的话，首先在他身上应了验。每天天不明就开着车上街，晚上到半夜三更地才回来休息，他媳妇上班下班，都是他车接车送。
当有人遇到他随意说声：“今天休息？”
“休息啥，休息一天就少拿你半个月的工资。”
本身就牛的虎子，买车后牛的更很。人家也该牛气，陆胖子早已没了先前的进项，在街上碰到熟人只会打个哈哈，公司里的职工们，随着单位不景气，也个个变得精神不够振作。
张经理想把四饭店租出去五十年，争取些资金建个大的综合服务楼，集健身、购物、娱乐、餐饮于一体，但毛书记就是不答应。咱不能当满清政府，不能当千古罪人。咱服务公司是国营单位，一草一木都是国家的财产。张经理有热情但支持率不高，许多职工也感到现在“卖”资产，以后靠什么？子孙怎么办？因此，张经理的建议搁了浅，别说符合不符合党的政策，自己的这一关就没通过。
周围环境越差，愈显示了虎子的活力。按他的说法，咱这人没什么本事，只会轻轻松松地开车，大把大把地挣钱。
虎子开车一年的最大感悟就是没个靠山不行，打打杀杀在圈子里虽可弄个名份，但生意人不能靠这个立身，八三年严打他差点下了新疆，更使他警钟常鸣。他一直想交个干公安的朋友。
为人并不用整天说自己是张三是李四，胡耀邦上哪去自己一句话不说，别人也给安排的有条不紊，你要饭花子在街上吆喝的再响，也没谁当神迎。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只要朋友到了份上，往身后一站，啥话不用说，然而真正结交一个人并非易事。一个县就一个县长，人人都想与县长拉关系，但县长并不想与人人都有关系。
虎子瞄上了我哥。他在刑警队是小伙计，同样也是为数不多的科班之一。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虎子感到交上我哥哥靠得住、长远。
虎子也感到我哥欠他个人情，那次在济南不期而遇，他给我母亲说后，就再没给其他人说过。
哥哥感到虎子是条汉子，人小时调皮并不一定是大了没出息。
虎子每次接媳妇上班，都把哥哥捎上，哥哥能坐他的车，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虎子媳妇秀秀在县织布厂上班，原先在一线当挡车工，她属于心灵手巧、能说会道的那一种人。她同王姨感情不错，因此连平时化妆都是紧跟王姨的套路，只是她比王姨更新潮。在王姨每天还同上了场的戏曲演员时，她已开始用“美国1号”之类的系列化妆品，脸整日油光光的，头发整天象刚洗了头。这事是在虎子开车开了半年以后，挣了钱的虎子首先想到的解救媳妇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两口子的共同努力下，秀秀进了厂办。
进了厂办的秀秀比刚结婚时还光彩照人。在车间上班，化一次妆只能展示一路，到班上一换上工作服，什么浓妆淡妆都统统无效。现在不同了，因此她格外注重自己的仪容，她给虎子提出了口号：要把富有写在脸上，洒在身上，挂在脖子上，让它一刻也不能与自己分离。
秀秀用的是正宗法国香水，白金项链如同公安局警犬用的大铁链子，宝石兰的大钻戒据说一只就能顶两条项链钱，在街上一过，一个十足的富姐样。
先前，秀秀每次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哥哥搭车后，秀秀也坐在后面，熏得哥哥发昏，虎子开车开的也有些不自然。
父亲说，法国香水含有黄皮子油，人闻多了容易犯迷。父亲看似无意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于是哥哥受到很大启迪，每次乘车，他让秀秀坐好后，自己再坐到副驾驶的位置。
虎子通过哥哥认识了许多公安的朋友，生意人眼又好用，只要和谁站着说次话，他保准能记清你的单位和姓氏，和交警那一班子，虎子混得比哥哥还熟悉，他的车越发在市区畅通无阻。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只要不违犯纪律，能帮人处且帮人！”
父亲告诫哥哥，毛主席都说了：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要按照老人家的要求办，至少在主观上不能想着去做坏事。与人为善、与已为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干什么不能去争强斗狠，特别是干公安，推人一下，可能致人跳入火坑，拉人一把可能就挽救一个灵魂。
“你是不是喝酒了？”母亲见父亲滔滔不绝，便打趣道。
“说这点还用喝酒，咱喝了酒从来不教育人，怕人家偷偷录了音灌了磁带，到时弄的曲啸、李燕杰没饭吃”父亲说的兴起，对母亲应对道。
父亲鼓励哥哥多跟虎子学两手，艺多不压身，有功胆自壮，干公安不仅要有邪不压正的自信，更不可缺少一招制敌的本领。
前几年刚放《少林寺》时，有的小青年同别人打架也学着电影上叫个不停，叫归叫，但千万不能打输了，不然还是不叫的好，这样丢人少。
哥哥专门到虎子家参观过，当然是应虎子的邀请，这是在虎子成家之后第一次到他家，虎子的健身房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器械，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习武之人。
“干公安没点功夫，就象决斗的勇士没有宝剑！”虎子很哲理地说。
人们忽视了，或是没注意，哥哥可是公安专科学校的全优生，在整个公安学校十年一遇。有什么事不能只看表象，应注重实质。农村有不少画匠，画什么象什么，人人称奇，然而他画得再好，大抵只是个艺人；大城市里那些留长发、或是扎小辫的，你看上去是胡乱涂鸦，那却叫艺术。虎子的大、小洪拳如同乡村的艺人，而科班出身的哥哥，则同那些留长发的人一样，是另一个层次。
然而哥哥还是很在意虎子的拳术，他给虎子扬了名声，虎子在严打前就是“十三太保”之一，属地头蛇的那一类，在街上曾是响当当的人物。
虎子毕竟只是虎子，如同海阳的唐王醇、乳山的威岛啤酒，连高青的扳倒井都敌不过，只能算做地方小名牌。不知者不为过，外来人可没谁买他的账。
这天他送客人到徐家店，在客人下了车，他准备去接车费时，一把匕首插在了他腿上，虎子是明白人，什么没说就自个开着车去了医院。绝对出乎虎子意料的是，在他被捅不到二十分钟，我哥哥在徐家店到海阳的客车上，将捅他的凶手抓获。
哥哥本是去徐家店接放假回家的丽丽，这事当然除他俩以外谁也不知道，快到发城时，上来了刚捅了虎子的那个家伙，哥哥看到他就忽然想到公安部通缉的小名叫二狗子的杀人犯。他悄然靠近那人，大喝一声：二狗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把他反剪双手按倒在地，连丽丽都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在审讯中，这家伙供认了刚捅过一个出租车司机，但他根本不知道他捅的是赫赫有名的虎子。
哥哥立了大功，成了英雄。在丽丽兴高采烈将哥哥如何一眨眼的功夫就将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制服时，王姨问：“你听谁说的？”
“我亲眼看到的！”丽丽说后又感到自己说漏了嘴，然而覆水难收！
王姨毕竟是北京人，毕竟是过来人，她心里已明白了一个问题，然而她装着若无其事，只是暗中关注着女儿的一举一动。
丽丽是学外语的，听到我哥在院子里的动静，她就隔着墙象是自然自语似地说句外语。她说的什么意思，我们整个房区只有我和哥哥能听懂。
“自己在那里瞎说些什么？”王姨问，
“我说今天的天气真好！”
其实她说的是“你下班后在百货大楼门口见”
王姨不知道我哥能听懂丽丽的话，更没想到我也能听懂，只要我哥与丽丽不接触，她就感到放心。
有次丽丽错把我当成了哥哥，隔着墙咕噜了一句，我就把话传给了哥哥，但哥哥把这事告诉了丽丽。从此，他们就改变了联络方式，但丽丽却夸我是个人才。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默实狗，咬死人，可别小瞧那家伙。
虎子被捅了一刀，只是这一刀就吓破了他的胆。现在流窜作案呈上升趋势，开出租车已成为十大危险行业之一，既有车祸之险，又有被抢劫之险，与其拿生命做赌注，不如改行的好。
虎子一狠心，把出租车转给别人，干了这两年，他手中积下不少资金，本来买车办证都是老爷子用的卖祖宅的钱，他是拾了麦子换烧饼—白赚。
他开始打算下一步如何办。先前他和人们也私下议论过，人家江南蛮子在咱这里举目无亲，用个木箱子把眼镜往街上一放，就有吃有住有钱赚，咱本地人为什么不行？有人说吃不了那苦。虎子感到是享不了那福。卖眼镜的，夏天随着树荫转，冬天随着太阳转，这怎么能说是受罪？还有这饭店，国营的和单位干的都一个个落马，但一批批新的酒家酒店又不停地开业，这说明了什么？
虎子感到可干的事太多，人只要到了那份上，放下架子，什么都好说。做人千万别象陆胖子那样，家中马上一穷二白了，还整天挺着个大肚子装大款，玩深沉。
改革开放的形势日新月异，在服务公司里，人们逐步感到张经理的决策符合形势，也是振兴公司的力举，上级领导也给以首肯。
八七年初，服务公司综合服务楼正式动工，还是张经理的规划：八八年五一节，正式开业运行。四饭店被租赁给了一个南韩商人。
在四饭店签署合同之前，店里的职工们着实高兴了一阵子，那时不少人已知道三资企业是中国高收入的一族。
王姨说，美国的《劳务保障法》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5美元，低于这个你可以告老板，一告一个赢。到时还可以赔你几万美元的精神损失费。南朝鲜咱说不清，他是美国的“殖民地”，至少也得2美元，一天也就是16美元，到时咱一月能拿3000多人民币，真不行给2000也行。人们听得很振奋。
真正的合同并不象人们想的那么乐观，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剥削，到中国来投资不是扶贫，更不是无偿支援，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中国人说无利不起早，韩国人说无利睡大觉，意思都一样。
韩国人搞投资的首要条件，就是裁员。他们对我们的政策比县委政研室的领导们研究的透彻得多。在我国，同等学历的，谁老谁的工资高。他们养的是工人，而不是闲人，以前对社会做过什么样的贡献，立过功、受过奖、当过劳模，那是你先前的事，我只管以后你给我做好工，别出事，多创利润。在我方代表的再三努力下，四饭店八十几名员工只能留10人，且要由人家挑选。
毛书记说：俺本家的那位老人家早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咱们要改革同样要有付出，四饭店的同志们，公司不会忘记你们，会尽量想办法安排好大家。最后的决策是大家回去等通知，接通知后要及时到新单位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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