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座山
○姚瑶（侗族）
在这个叫住凯里的小山城居住已快十个年头，这些年称不上诗意的栖居，但活得惬意、舒适，没有大起大落。多年来，我遵循生活的规律，上班，读书，写作，把自己人生的车辆置放在平稳的轨道上，日复一日，一直以来，我并没有把自己优越化，时时保持着对生活的严谨、拘束，总是以一个农民儿子的诚恳和辛勤迎接生命中的种种挑战，习惯了挑战也就习惯了生活。在平静的每一个日子里，像父亲一样艰难地收割属于自己的庄稼，从来没有奢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把灵魂置于天堂的高度，只是慢慢地收获着艰难与微笑，泪水与欣喜，在刻骨铭心中体味尘世间的冷暖。
只是这些年，我再也写不出“谁在竹林里溅起麦浪/谁就是我血液的爹娘”美妙的诗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越来越怀旧，怀念过去的物事，学会了在深夜思考，学会在思考中思念一年年老去的父母亲。
街道两旁栽植的树木，栽下去就有
两米多高了，都是从乡村移植到城市的，我不知道它们适应城市的水土了没有？但我知道它们怀念孤独拒绝喧嚣，像一个乡下人唐突地站在城市中央，拘束得不知所措，它们那无奈的样子，使我想到我的父亲，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因为生病，才到凯里治病，如果他老人家身体健硕，他打死不会在这里待的，在城市里，他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我们都上班忙乎去了，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连居住的单元楼的邻居都互相不打招呼，他显得异常孤独，没得在乡下是那么的自在。父亲说了一句话，这城市太没人情味了。父亲的话虽然短，但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父亲却比那些移植来的树要自由得多，那些树被安置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一辈子就在马路边，看车龙水马，看人情世态，不小心还要遭到某个混混儿的折枝般的糟蹋，甚至某一条调皮的狗绕在树株撒泡热尿，敢怒不敢言。我父亲呢？自由得多，他每天都会到街上溜达，尽管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这他，他依然抱着手像查看他的庄稼一样打望着这座狗日的城市。在城市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自由自在的小山村去了，那个叫住圭研的小山村，是我的胞衣之地，是父亲一辈子不愿离开的地方。
圭研是个典型的侗寨，自古都穷，不是一般的穷，拉泡屎都不会生蛆的穷，女孩都不愿意嫁在本村，想方设法嫁出去，嫁出去就不回来了。年纪轻轻就跑沿海一带打工混钱，不出去打工也可以，那就读书考学校，考出这山旮旯。在那个年代，没有谁会告诉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完全靠自觉。我就不同了，我有一个开明的父亲，父亲发誓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父亲的这种近乎杀鸡取卵的做法，受到普遍的村人嘲笑，嘲笑当过医生的父亲是不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那时父亲已经由一个赤脚医生回到家务农了，赤脚医生的父亲比常人要多些怪异的思考，比村人眼光要远，他那种当医生的优越感随着回家务农也就渐次遥远了，父亲也慢慢的融入到庸常的生活去了。我也的确不辜负父亲的期望，终于在1995年考取了学校，就要走出圭研那穷地方了。我想，那一刻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他特意杀了头架子猪，备了上百斤米酒，招待远亲近戚，然后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把我隆重推出了圭研。
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当年父亲把我隆重推出圭研的情景，那时的父亲，和我一样雄心壮志，期盼我哪天发达了，把父母亲接到城市去享享福，跺脚发誓要离开这穷旮旯。可是今天，当我每个月领取不多不少的薪水，把自己全部的身心融入了城市，要把父母亲接来和我一起居住的时候，父亲反而留恋他生活一辈子的圭研了。
父亲常说，人老了，泥土都埋到脖子了，出家远了，终是不好。父亲每说一次，我都眼泪一次。
父亲在未满一周岁的时候，奶奶就撒手人寰。他自幼缺疼少爱，沉默寡言，但他用并不算厚实的肩膀养育了三儿一女，倾尽了毕生的爱。
父亲早年是个医生——乡卫生院的赤脚医生。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奔忙于各村各寨，为乡亲的疾病不辞劳苦。我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看他治病时刚满五岁。父亲说，大姚，多留心点，多记些药物，或许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医生，救死扶伤是值得人们尊敬的，那时的父亲，受到村人普遍的拥戴。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从事电力工作，业余写诗作文时，并不知道父亲当初对我寄予的期望是多么的诚恳。那时，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摩挲着父亲头上稀少的头发，听他说那些长而难记的药名，直打瞌睡。
父亲很难得出趟远门，但每次到县城的时候，就一定会给我们兄妹无尽的遐想和幸福。来回近几十里的路程，他从来舍不得坐车和吃碗油炒粉，总是空着肚子步行。回到家，我们兄妹早已进入梦乡，他会把冰凉的双手伸进我们捂热的被窝，我们一下子弹跳而起：啊！有吃的了！水果糖、橘子、饼干，每人一颗或得到四分之一——因物而异，时多时少。母亲忙着给父亲热饭菜，父亲蹲在火炕边抽烟，看我们为争抢一颗水果糖而疯狂打闹，眼睛里弥漫着满足和欣慰。
父亲离开了赤脚医生队伍，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感觉到父亲些许的失落，因为和他一起的赤脚医生，现在在县医院拿了退休工资，安度晚年了，而他却还在为生计苦苦奔波，前天打电话回家，父亲兴奋告诉我，他现在被政府列为底保，每季度可以领取八十九元的底保补助。他说政府看他年老生病，就列在其中了，这得感谢党感谢政府。父亲这句短短的话，一改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在当今的农村，党的惠民政策已经深入人心，使我看到了璀璨的光芒。
回到他久违的土地，父亲除了尽心尽责种好那几块责任田外，还想方设法找钱，这与我们兄妹几个像屋后的枫树一样疯长起来有关，我们得上学了，上学是需要钱的。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每当我读到白居易的这些伤感诗句的时候，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会长久回忆童年父亲在屋后山烧炭的情景，想哭！当我穿梭于都市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叼着香烟与人牛皮哄哄的时候，当我喝着茅台打着酒嗝的时候，穿越城市边缘抵达我花了几年积蓄购置的寓所偶遇卖炭的老乡时候，他们的脸像木炭一样黝黑，守着那一担担木炭等待买主，他们有着我多年前父亲一样的期盼和渴望的目光，无神而有些呆滞，他们目光简单得就是尽快把木炭卖出去，然后回家与家人团聚。我心潮起伏，心灵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折腾，基本上是逃一般离开。
有时，太多的情感折腾，会让我处于崩溃。
小时候，父亲就在屋后的山上伐柴、烧炭，养活了我一家老少，现在想起来，那时，我们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烧炭了，我的爷爷是老炭客了，父亲一丝不苟地继承了爷爷的手艺。他不爱说话，沉默得像屋后的那座山，他的脸就像那根皱皮的麻栎树，从一根麻栎树烧制成炭的过程，就是我们几兄妹成长的过程，每个学期开学，父亲得卖掉上十担木炭，在我老家，许多乡亲都在烧炭，那是经济的主要来源，油盐酱醋都得靠那漆黑的木炭来换，反正我老家有上好的森林，木质好，是烧炭的好材料，五六年是烧不完的，一到冬天，满山坡的炭窑，冒着白烟，颇为壮观，乡亲们都和我父亲一样弄得蓬头垢面，他们得挖掘一个两平米的地洞，把木柴装在里面夯实烧制，待木柴全部燃烧完毕，再密封，两三天后，再从旁边掘一个洞把烧制成的炭取出来，然后卖出去换成少许的钞票。但是乡亲没有过多的考虑，炭一多就烂贱，烂贱也没办法，必须卖出去，父亲往往得往返几次乡场才凑够我们四兄妹的学费钱，父亲是个忠厚人，好炭就是好炭劣炭就是劣炭，不会往好炭里加些杂木炭，没假货，父亲炭龄长，好多熟人都愿买父亲的炭，父亲一高兴，就会往扁担上挂一刀脖子肉回家，猪的脖子肉实惠，和猪下水一个价钱，我们一家会乘机打上次牙祭。
我深刻体会到贫穷带给我过多的窘迫，上初中后，我就住校了，我一个星期只要父亲的四元生活费，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四元钱其实少得可怜，但四元钱，父亲得卖四十斤木炭，父亲没有过多的余钱给我，一到节假日，我会自觉避开热闹的同学，像泄气的皮球离开他们，独自找个偏僻的田野看书，就从那个时候，我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这为我后来能够坚持写作有着极大的关系。多年后，当我在热闹的城市生活了近十年的光景，我依然保持着我这个难得的习惯，避开热闹，静下心来创作自己的东西，我不得不感谢涩苦的生活带给我的这一丝丝慰籍。
自死我也不会忘记初三那年，我们正紧张地复习，准备期末考试了，天冷得出奇，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风从教室的门缝挤进来，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离家近的同学桌子下都放了一钵火，我从家到学校得花近两个小时的山路，远，离家时还没这么冷，就没准备火钵了。我已经冷得发抖了，没心思看书，望着窗外的飘雪发呆，正当我冷得沉迷在窗外飘雪的时候，我看见了父亲，他颠着小脚挑着一担木炭，踏着积雪穿过学校那小小的操场，向我教室走来。父亲穿得很臃肿，头发被雪染白了，脚下穿着双解放鞋，还套双马掌，马掌是铁铸的，套在鞋上防滑，父亲圈着腿走路的姿势很不规则了，长得细小的父亲快被那担木炭压垮，我还看见父亲喘着白白粗气，我基本上跑着迎上父亲。父亲见了我，在教室一楼放下木炭，弹掉身上的雪，搓了搓手，脱下身上的老式棉外套，塞给我，我不要，父亲也穿得不多，父亲回去还要得顶着风雪啊，父亲涨红着脸说，你怕你的同学笑话你？笑你父亲穷，买不起好衣服？我红着眼睛，我知道我不是虚荣的人，再不接父亲的衣服，父亲的心里更不好受了。父亲还说，炭多，你们同学冷了可以给他们些炭烧。
父亲把炭放好就转身走了，消失在学校的转弯处，我眼里噙满泪水，父亲的背影让我一辈子难忘。我当即跑回寝室把那只旧饭钵当做火钵生起了炭火，穿着棉衣回教室上自习，几个同学围过来，从我的火钵里掏走了几根木炭，看着我的衣服，一个劲说我的衣服好看，我想，他们是虚伪的，他们是烧了我父亲辛苦烧来的木炭后，才这样勉强称赞我的，我总觉得有些别扭，难过。
炭多，乡场实在消耗不了源源不断涌来的木炭，尽管烂贱到了极点，乡亲还是要挑到乡场上去卖，二叔脑筋比较聪明，邀上父亲，把炭弄到县城去卖，兴许会得到好价钱，父亲和二叔用租来的马车拉了六担炭到县城去了，二叔还哼着不成调的歌曲，天不亮就从圭研出发了，父亲和二叔还包了两大包糯米饭，就往县城赶，可到了县城，县城大得竟然让父亲和二叔找不到卖炭的地方，赶着马车在干净的主街道上遛了一圈，调皮的马在干净的街道上拉了泡热乎乎的马粪，被戴着红袖套的一个老婆婆纠缠着罚了两块钱，父亲说刚到城里没钱，等把炭卖了行不？没钱可以，那拿几斤木炭也行，老婆婆一脸坏笑用旧报纸包走了五根上好的麻栎炭，笑歪嘴巴走了。二叔气得扬起鞭子，跑到左坡街头拉开架势卖炭。父亲和二叔像两个守财奴一样守着那一马车的木炭，等待着买主。中午过去了，还没有一个买主来光顾，这难免让父亲和二叔失望，怎么城里的人就不冷了？傍晚时分，倒是来了三个穿制服的，见父亲和二叔在啃从家里带来的糯米饭，再问了几声父亲和二叔还是答不出一句所以然的时候，三下五除二把马车给掀了，还生气地用和木炭一样黝黑的皮鞋把木炭踢碎，说是影响了市容。二叔是个脾气暴躁的汉子，挽起拳头想和那几个人拼命，被父亲劝了，说是有什么法子呢。父亲很冷静，我想父亲那时眼里一定饱含着泪水。
父亲和二叔那次城里之行，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价钱，更多的是换来了一顿伤心。炭没了，他俩只好灰溜溜赶着马车回家。父亲后来跟我们说，那些简直不是人养的崽，他们的心比炭还黑。
几年以后，我用这一素材当作一个漂亮的散文写出来后，获得了一个奖，当我领到那百十元奖金的时候，悄悄一个人跑到校园外的湖畔狠狠把自己灌醉，狠狠地骂娘，狠狠地哭了一场。
中学时代，每个周末，我都回家，我会陪父亲到后山去砍炭柴，我是家里的长子，我尽可能帮父母干些农活，每次父亲从闷热的炭窑出完炭的时候，父亲都会蹲在炭窑边咳嗽，吐出的痰，黢黑的。从那时起，我想起父亲的痰怎么会这么黑了。
近年来，老家的山上再也没有炭可烧了，父亲才得以休息下来，没炭烧的父亲显得有些茫然和孤独，一进入冬季就不知干什么好了。在我的童年全部记忆里，父亲是在烧炭中度过的，艰辛而困苦，尽管我不再继承我父亲的烧炭的衣钵，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炭客，就像我的写作，一如烧炭的过程，我的思想因为有着父亲山一样的情怀，回忆一样是艰辛而困苦。
我从十六岁即离家在外漂泊，正在读初中的小弟常把我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父亲边看边用烟袋敲打炕沿，说这是什么屁诗歌屁散文，老子看不懂，父亲肯定看不懂，父亲因为爷爷曾经当过一年的地主，上完小学就没法上了。在父亲眼里，我只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来不得半点狂妄。这些年，我和父亲之间似乎隔阂了些什么，不像二弟跟在父亲身边一边牛皮哄哄扯谈一边抽烟那么融洽。我何尝不想与父亲亲近一些？春节回家，我总是想找父亲聊聊天、抽抽烟，但父亲总是显得不自在。母亲抹着眼泪告诉我，在我醉酒躺在床上的时候，父亲静静地坐在床沿，轻轻抚摩着我胡子拉茬的脸，只是再也没有把那双饱经沧桑的手伸进我的被窝。
小时候父亲用冰冷的手伸进我们被窝的那种感觉失去了，我与父亲距离有些遥远。
父亲爱酒，这是母亲和我们最为担忧的，父亲曾喝醉摔下山沟。父亲醉酒后，话特别多，这让母亲很反感。往往是父亲醉酒了，母亲总是找借口避开，父亲找不到说话的人就发火，二弟比较调皮，成绩差，在学校经常打架，父亲醉酒后，就拿二弟训话，搞得二弟很早就厌倦读书，跑福建打工去了。二弟跑出去打工混钱，让父亲失落了好长一段时间。
去年底，父亲的脸突然浮肿，这可急坏了母亲。以前父亲的脚经常痛，说是风湿，也就不在意，断断续续痛了八年，平常就靠一点止痛药解决。这一次，经过医生的反复检查，说是父亲肾衰竭，这个消息让我崩溃，这些年来，我对父亲的确关心太少了，以至到今天这种状况，加上父亲好酒，以至到现在他的病情愈来愈严重。病并没有压倒父亲，他依然像没事一样，时刻关注着现在还在读高三的小弟。他希望小弟能考取大学。这样，他又一次可以在圭研抬起他骄傲的头。
我从小学到初中，没有谁告诉我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之所以努力读书，主要是因为父亲的信誓旦旦，更来源于小学一位校长的臭骂，那个校长是我的一个亲戚，称呼起来应该是姨爹。新学期开始之时，也就时父母心焦之日，父母被那几十块学费弄得焦头烂额。母亲没有办法，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放出圈的那只母鸡抓来，你要知道，那只母鸡正在下蛋，卖蛋的钱则是一家人盐巴的全部来源。母亲那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也只能换来我学费的二分之一。很清楚地记得，父亲一手捏着卖鸡的那把零钱一手牵着我去了学校。父亲是去找我那位当校长的姨爹说说情，能否先把我收下，学费嘛，隔段时间把炭卖了再交齐，我的父亲几乎是哀求了，再苦总不能苦娃娃。你猜怎么着，校长大人当着众多学生及家长的面狠狠地羞辱我的父亲，说养不起就别生那么多，你要知道，因为贫穷而衍生的自尊是极其强烈的，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牵着我的手离开学校的，假如允许我猜的话，我父亲的眼里一定和我一样，饱含着泪水。
——那是让我一生无论处在何时何地，无论怎样的豁达，怎样的去忘记，一回忆起来都心痛的场景。
每次给父亲打电话，他都唠叨着要我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父亲平实的没有多少文化的语言，和着那浓浓的爱融入我贫瘠的心腔。有一年我到天柱出差，办完公事后，到一所中学去看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和父亲关系极好。在我准备推开老师家门的时候，听到了老师和父亲在高谈阔论，父亲有点酒意地说：“老子的娃，是个作家，能写诗写散文……”那一刻，我惭愧，差点想哭。父亲说我那些诗和散文是屁诗屁散文，其实是希望我别骄傲自满。怕是让父亲失望了，这么些年来，我写的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我想父亲是永远读不懂的。在与父亲短距离的接触，他明显苍老了。有一次父亲意外见我到来，双手捂着头扭过脸去，我跑过去扶他喊他，他已哽咽不止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好久不见……想你想得直想哭……”父亲在酒至微酣的时候，感情最脆弱，常哭。我默默地抓住父亲的手，鼻子酸得不行。
是的，父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我把能腾出来的时间都用来陪伴父亲，陪他看看电视，陪他聊天。在不经意间，发现父亲真的老了、瘦了。我曾经思考：曾经山一样的父亲怎么说老就老了？是不是我已经长大了？遗忘了彼此间的年龄？忘记了彼此的沟通？可我怎样去理解和照顾父亲：他的头发越来越少，晒得如紫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那破旧的衣服难以掩饰那瘦小的身躯，他为了我们兄妹几个劳累成现在的样子……
直到今天，当他为了治病戒掉喝了三十多年的酒时，我猛然地意识到他对我们兄妹默默的关怀像山一样的坚强而执着。他用不伟岸的身躯一面辛苦劳作支撑整个家庭，一面深刻关注自己的子女，像侍侯着他田地的庄稼。
作者简介：姚瑶，男，侗族，贵州天柱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就职于贵州电网凯里供电局，企业管理主管，学生时代有作品发表。现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侗族分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山花》、《当代人》、《民族文学》、《花溪》、《岁月》、《青年文学家》、《散文诗》、《贵州日报》、《德育报》、《中国青年》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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