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某男

　　已婚但还可以谈恋爱

　　2007年，全国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140.4万对，比上年同期增长18.2 %，离婚率首次超过了结婚率。

　　这一年，随便在哪个时间打开电视，任方总能在某个频道看到《金婚》。

　　“50年的婚姻？实在太难想象了。” 任方今年31岁，已经结过一次婚，又离过一次婚。在电视剧里，张国立和蒋雯丽两夫妻总是在闹矛盾。“每一次矛盾，在我看起来都是可以导致离婚的，”任方说，“编剧让他们纠缠太久了。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耐劲。”

　　任方是广州人，在一个金融机构做内部培训师。他没有那种集体大院生活的经历，因为他读小学时就从小巷子搬到了商品房；十几年前，他读高中的时候，周润发与吴倩莲在广告里用粤语说了一句“只在乎曾经拥有”，当时在同龄人中迅速传为爱情的时尚，然后他在大学毕业到结婚时谈了五次恋爱，然后，到他三年前结婚前，他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结婚？到底我是为了什么结婚？

　　任方和他的前妻是“顺其自然”结婚的。就像这些年头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认为自己的婚姻有点“被逼迫”。三年前，他的父母基本上每周都会游说他结婚成家，最后以帮他提供买房首期为诱饵；在这个人人怕做房奴的时代，他终于顶不住“诱惑”，于是，他当时的女朋友，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在两年前成为了他的妻子。

　　在做结婚登记前的几个月，女方的双亲从北方老家赶来，两方家长热火朝天地谈对他们婚后的家庭期望，但他只计算新房装修的费用。“怎样做才叫一个家庭呢？就是两个人一起投资房子，减轻个人生活开支吗？”相比起年轻又单纯的妻子，他对家庭的期望近乎于零。

　　他很快成了“隐婚族”的一员。与那些经典的“隐婚女”——为了拿到保险业务单、刻意隐瞒婚姻状况的女同事不同，他在网络上继续自己的“单身生活。”网络是任方最熟悉的家园，从大学毕业那年起他就是一个铁杆网虫，喜欢到处张贴评论，直到婚后，他还在这个虚拟世界保持着婚前的状态，包括对异性的态度。

　　很快他就在现实里出轨了。去年三月，群友在酒吧聚会，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然后他与一个女群友谈起了恋爱。“一到假期，我就说要到香港出差。有时骗老婆，有时骗她。”一天夜晚，他年轻的妻子执意要看他电脑上的聊天资料，惹得他几乎是咆哮着反击，“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不可能了解我！”

　　半年前，任的妻子回老家分居，临走前对任说，她无法进入他的世界，或许离婚是一个好的选择。任方也没有留，只是象征性地到车站送了一下，两个月后，他们真的离婚了。任的父母经常说，趁着两老年轻，他应该尽快生个孩子，“但结婚时我还在想，‘已婚但还可以谈恋爱’，英文叫‘Married But Available’，如果有了孩子，基本上什么私人空间都没有了。我承认，这方面我是主要为自己打算的。”

　　现在的任方仍然是一个培训师。在他的公司，仍然招聘着20来岁的年轻劳动力。由于经常加班，待遇又差，年轻的女职员们来来去去，一拨又一拨地，看上去几乎没有一个是已婚的。“家庭”，在他的生活圈子里根本没有地位，或者说没有想象的空间。

　　“你问我爱情的春天在哪里？”任方就像个大孩子对记者说，“我不知道。我以为春天总还没有来。或许是明天吧！”

　　上海某女

　　你要么赚钱，要么还我自由

　　几乎与任方告别婚姻的同一个时间，已经成为上海人的李时敏“离婚”了。她的婚姻在事实上维持了6年。

　　李时敏在湖南大学读工科，在7年前到上海工作，并且闪电式地与一个当地人结婚。“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上海的户口非常吃香，我认为自己拥有了全中国人都想有的机会。”

　　李时敏与丈夫住在徐汇区的弄堂老房子里。在这个充斥着国际商业文化标志的城市，她并不介意能否住在中心区堂皇但价格骇人的高楼，但一开始住进来，她就感觉自己的作息与周遭格格不入。李总是每天干到夜晚10点才回家，而做教师的丈夫则是经常在6点回，于是亲戚和隔壁的人们开始提醒她的公公婆婆注意。“我觉得进了家门，整个世界的步伐就慢了下来一样。”

　　李时敏的第一份工作是程序员，她的公司是最早把北美的部分行政业务转移到上海的外商之一。在她工作的大办公室外，年轻的项目经理们走马观花地转换，外籍上司则不停地抱怨中国人对薪水的要求水涨船高。“当时我想，我这样的职位，基本上到25岁就会被认为是年龄偏老了，”李说，“更年轻的女孩子在外面排着队呢”。

　　为了达到和那些项目经理们一样的位置，李在婚后第三年进入了一家在中国正处于开拓期的消费品公司。这一年，她的丈夫开始向她抱怨学校的同事已经买了小车，而几乎所有公司同事看上去都在争取在数年之内成为部门经理。很快，李跟品牌经理开始全国性的出差，回弄堂的时间越来越少。

　　两年后，李时敏成为了总公司品牌专员中最忙碌的一个。在上海，讲英语的上司乐意跟她喝咖啡，在外地，她与地方经销商们的谈判总是游刃有余。“我很快发现，上海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它的户口。”李时敏回忆说，有一次回家，丈夫有意无意地谈起买车，以及生孩子的家庭计划时，精疲力尽的她冷冷地、半认真回答：要么你也多赚钱，要么就还我自由；最好是一年内让我知道你的选择。

　　李时敏察觉她挑衅了丈夫强烈的自尊心，但没有及时地道歉。逐渐地，这对夫妻的爱情淡化为亲情，亲情淡化为可有可无，性生活也彻底地消失。去年初，李与别人合伙办了一个贸易公司，正式搬离了弄堂，与合伙人住在了一起。

　　“我现在就像个真正的独身女子那样过我自己的生活”，李在陆家嘴的一家西餐厅对记者说，“没有家务，没有孩子在那里哭闹，我能把自己最重要的目标达成。没有人会在意我与谁在一起。春天就在这里，对不对？”

　　在全球化，全国化的商业圈子里，家庭难以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紧凑。中国正在经历着最强调自我的一代，空前的就业与成就压力不但使商业团队们难以融入长久的职员，还磨去了他们的耐心与忠诚。自我随时随地自由发展的动力超越了婚姻的责任，尤其是女人们，越来越敢于走出婚姻，这一趋势在上海尤为明显。2004年，上海60%以上的离婚案由女方提出。

　　北京某些人

　　没空，不强求，不着急

　　就在任方和李时敏间断了家庭的时候，在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八区，三个大龄青年住到了一起。许旭是部门经理，他的同屋有编辑陈自强，而另一个同房陈自雷在一年前离婚了。他们都“剩”在那里，同是28岁。

　　“其实不谈恋爱就因为一个字——累，发现恋爱时特累没自由，不恋爱的时候很自由、很轻松。我现在每天下班回来就是打游戏，周末买些面包和酸奶，手机一关，躲在家里玩三国志、看A片，白天再接着睡，我的日语就是这么练出来的。”许旭对记者说。

　　2003年刚毕业那阵，许谈了一次恋爱，但他认为投入了太多成本，非常不值得。到现在他还能清楚地算出账目单：女朋友在西直门，隔得比较远，每天要打电话，每个月电话费200多元，有时候5点多下班还马不停蹄倒地铁过去接，周末陪着去西单逛商场，看100块钱一场的电影。

　　“现在的女孩子都不好伺候，花销大，回报又少。后来我觉得感情上收支不平衡，我又不是永动机，2004年的时候一起去万达电影城看了《天下无贼》，出了影院就一人走一路，再没联系过……；现在的男人太累了，女人一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又事事靠男人，凭什么啊？”

　　许旭并不是对异性不抱希望。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著名的外企，行内人形容其美女如云，不过按照办公室的传言，除了几个傍老总的，基本都“剩”在那里。“谁有那闲工夫谈恋爱啊？忙着跑客户的，读MBA的，考GRE想出国的，平时坐一起聊天的机会都少，大家在办公室眉来眼去提提神而已。”

　　像许旭那样的“纯剩男剩女”，正在各个城市出现。有点帅、没啥钱、没怎么见过女人、喜欢性幻想……刻画的就是剩男的脸谱。与此相对的是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高学历、高收入、高个子的大龄女青年。剩男剩女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挑出来的，“没空，不强求，不着急，不谈爱情”，类似于现代青年周星驰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唯一有婚姻经历的陈自强，到最后与很多离婚者一样，对感情与婚姻都丢弃了想象与期望，进入了“剩男剩女”的行列。从婚姻走向“过剩”，是如此容易的事情，一年前，陈得知妻子有外遇，一周时间便结束了婚姻。“平时大家自己管钱，房子是租的，又没有孩子，所以办起来特别快。现在这样很不错，三个住一块，轻松多了。”